消费者均衡论文范文(精选3篇)

消费者均衡论文范文篇1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西方是一门生机勃勃的科学，它与主流经济学确实泾渭分明。在很多人眼里，现代的经济学世界流派纷纭，迷雾茫茫。一个单一的个体已经很难掌握全部经济学的知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在19世纪就曾有人指称经济学属于“沉默的科学”。但是，乐于充任“帝王师”的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绝对不会觉得主流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但对于很多主义者来说，主流经济学因其在破坏产权方面助纣为虐，确实是够“沉闷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有部分内容进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但总体上不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同流合污，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一般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既然不是主流，就没有借鉴和利用的必要。事实上，作为显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看上去是一条主流，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看上去只是一条支流。但是，如果把经济学放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条支流就有可能成为主流。其实，即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支流，它代表的是一种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学，涵盖个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选择，它与其他非经济学领域的学科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比如与个人主义哲学和主义思想的关系，由此构成的洪流目前实际上要远远大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条“主流”，它在未来也应能代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方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它与人类迄今为止在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隔绝、相互背离，其本质是强调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权能的相对扩张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压缩来促进“社会总福利”意义上的整体“自由”，而这种整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往往是建立在损害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个人福利不能简单加总，而且往往相互冲突。在西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多数表决制一拍即合，造成“多数暴政”，成为践踏个人自由的帮凶。在某些东方国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往往与政府威权体制相结合，也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侵犯。可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一门伪科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没有此类问题。

国内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关注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市场过程的含义]的作者柯兹纳是继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后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0年2月13日出生在英国伦敦，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至1948年就读于开普敦大学，1950年至1951年入读伦敦大学国际项目，并于1954年获得布鲁克林学院最优等学士学位，1955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完MBA课程后，柯兹纳偶遇米塞斯，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1957年，他曾短期担任布鲁克林学院讲师职务。在同一年，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1960年以[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为题出版。其后，他在纽约大学执教。1968年担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2002年正式退休。其后，柯兹纳一直作为荣誉退休教授发挥作用。

柯兹纳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思想和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专家之一。其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有关知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市场伦理研究。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成果有其独到之处。2006年，柯兹纳由于其提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过程运作重要性的经济学理论而获得全球企业家精神研究奖。

柯兹纳迄今为止出版了17部著作，其中最经典的作品为1973年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和1992年出版的[市场过程的含义]。[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系统论述了市场过程、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柯兹纳有关这三个相互关联方面的基本原创性思想，总体上包括在此书中。[市场过程的含义]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其主线仍然是对这三个方面的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发展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该书更为系统地总结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有关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还超出了[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尤其得到美国乔治一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贝奇的高度推崇。贝奇教授几度提议推荐柯兹纳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他认为，在柯兹纳的作品中，上上之作当数[市场过程的含义]。该书梳理和解释了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市场变量与嗜好和技术等基本市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根据贝奇的解释，在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里，市场是一种没有终结的对来自交换的共同收益机会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基本的嗜好和技术可能性变量展示了对价格和盈亏这些引致变量的强大拉动。而且即便没有任何干预性变化，来自交换的收益的诱惑也足以引致变量与基本变量看齐。但是市场过程是一种不间断的变化，而且由于嗜好和技术可能性持续变化的性质，引致变量在永远趋向基本变量方向的过程中从来不是相当完善地映射基本变量。

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把市场过程看作是系统性的、相互协调的一系列计划修正。正如柯兹纳所言，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市场过程被理解为提供一种系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企业家的警觉而被启动，倾向于降低相互性无知的程度。“均衡”确实从来都没有被实现，但市场确实展现出强烈的“朝向均衡趋近”的倾向性。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企业家能够警觉地发现现有市场选择协调模式中的缺陷，允许我们看到为何可以把系统性（“均衡化”的）市场趋势归因到创造性的、原生性的企业家警觉。但他也认为，企业家在发现和消除错误的过程中也会犯错，在这个过程中趋向动态均衡（但不是达致“均衡”）。

柯兹纳市场过程理论中的企业家理论不同于熊彼特的理论。柯兹纳在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表数篇文献，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并逐渐将它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最初引入了一个“循环流转”的状态，其中没有企业家和创新，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随后他引入了企业家和创新，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体系。作为创新的结果，原来的“循环流转”状态被打破，经济进入更高层面的“循环流转”状态。熊彼特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对于熊彼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替代旧组合。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代之以新的、高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上述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一个经济体如何依赖企业家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循环流转”状态，从一个均衡走向另外一个均衡，因而是仍然立足于均衡论、承认均衡论的。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是市场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即不承认存在“均衡”，只承认市场存在可均衡性和趋向于“均衡”的特点。但这个“均衡”总是在没有达致之前就因市场情势的变化而被打破。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了企业家创新发生之后，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如何使得经济朝着趋向于“均衡”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个“均衡”没有真正达致。当然，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也可用来补充解释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但这至少在柯兹纳的理论中并没有占据过多笔墨。此外，熊彼特和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的另外一个差别是，熊彼特的理论很少从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角度去论证企业家过程，柯兹纳的理论则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指出，哈耶克所指熊彼特理论中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市场过程的正视”。而在市场过程中，“所有有关资源可得性和消费者估价的分散信息被调动起来并据以支撑支配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选择”。柯兹纳认为，“需要引入熊彼特经济体系思想的是对企业家警觉性和想象力的角色的认可，它们能够激发和驱动这一知识动员的市场过程——尤其在面对不可知未来的十足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由此得出结论，正因为熊彼特未能认识到市场过程的这个主观维度，使得他相信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可以自动转换成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对于柯兹纳来说，正因为存在这一主观维度，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都是会犯错的。而这些犯错的可能性或事实本身又为容易犯错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创造了机会。

有关市场过程中企业家警觉与发现的作用，柯兹纳认为，人类行为中的企业家因素，就是对纯利润机会信号做出的反应，这种纯利润源于社会中由于分散知识而产生的错误。正是这种纯利润激励促成了“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它让市场参与者了解越来越多的、分散于市场中的相关信息。按照柯兹纳的观点，正是这种企业家的竞争性过程，解决了集中计划者难以回避的根本性的知识问题。他认为，假如集中计划取代企业家发现的过程，无论是全社会范围的大包大揽计划，还是自由市场中国家零敲碎打式的干预，计划者都扼杀了市场超越基本的知识问题的能力，还使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束手无策。他坚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分散问题：集中计划没有办法解决知识分散问题；权力的集中即使不是彻底终止市场发现的过程，也是对它构成了阻挠。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但是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柯兹纳在其理论中实际上引入了“试错”的观点。他认为，说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一定是在一种修正的意义上讲的；为未来而采取的行动总是在试图更正确地想象未来（并且从中获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做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为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不仅仅是对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综述，而且还包括深度分析和发展。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柯兹纳自身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企业家警觉”和“企业家发现”。如果多加研读此书，相信读者会有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感觉，会利用其中的洞见去感悟微观市场过程和宏观经济政策。每个读者都可以是“企业家”，可以对周边的任何市场和非市场交换过程保持“企业家警觉”，获得“企业家发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消费者均衡论文范文篇2

一种看法认为，“演化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溯源于熊彼特，因为熊彼特较早地提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演化或发展的理论，研究了创新这个资本主义演化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研究“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而知名的英国学者霍奇逊就这一现象写道：“约瑟夫·熊彼特今天被赞誉为演化经济学的一位伟大导师。尽管卡尔·马克思和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经济学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追随者，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名字目前与经济学中演化模型的发展保持着最明确的联系。”[2](p139)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更是将熊彼特奉作“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他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说，人们不能用均衡概念解释创新或不能对创新加以模型化。”[3]

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譬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说：“尽管熊彼特或许是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的源泉，但他并没有为分析资本主义留下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在生命的后期，熊彼特仍眷恋于一般均衡理论，对他早期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带来资本主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加以发展。[4]霍奇逊也指出，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2]

这两种不同的评价表明，如何客观地看待熊彼特在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演化理论方面的成败，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一、熊彼特的“图景”和理论模型的轮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又完全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的看法，他称之为“图景”。二是理论家用来将“图景”概念化的手法和工具。熊彼特的“图景”大体相当于由研究者预设并力图在理论上解释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并非仅仅采自经验事实，还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把熊彼特的“图景”观应用于他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可以说有两个因素在他的“图景”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内生的演化过程的观点，以及瓦尔拉斯式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念。

对熊彼特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他要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的愿望就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5]他认为，他要发展的理论“和马克思的解释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生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事实相适应。”他还不无自谦地说：“我的研究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6](p68)不过，熊彼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笔下，既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推崇，又时常流露出不屑。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就是，熊彼特“终其一生都在思想上竭力斗争，以免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7]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章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做了全面的评价。在那里，他激烈地反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产业后备军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就是说他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理论，惟独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一个没有具体理论支撑的抽象的思想：“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特殊过程”。

熊彼特的“图景”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信念。这个信念来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的影响，熊彼特一直把瓦尔拉斯奉作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把一般均衡论称作“经济学的大”。熊彼特对同时代价值理论的选择和他对边际主义价值论的理解，都体现了这个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在价值理论上有两场论战，一场论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边际主义之间，另一场论战则发生在边际主义内部。在后一场论战中，熊彼特更多地站在以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一边。1918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一书，他从马赫的实证主义出发，表达了对待价值论的方法论态度。在他看来，无论哪种价值理论都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伪问题，它们只是假说，是为理论上的目的服务的工具。他之所以选择边际主义价值论，是因为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他的理论目的。熊彼特曾站在边际主义的洛桑学派的立场上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维塞尔进行论战。后者力图为主观价值论奠立一个心理主义的基础，对边际效用与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因果性解释。持一般均衡论的熊彼特则认为，边际效用作为相关产品的数量的函数，并非以因果方式决定价格，而仅仅是在均衡中以特定方式与价格相联系。按照他的工具主义观点，边际主义的心理学假说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是用以描述和理解一种实现了人的满足最大化的交易均衡。这清楚地表明，熊彼特是把主观价值论当作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工具。

从1908年到1912年的短短几年间，熊彼特连续发表了他的经济学三部曲，即[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论危机的本质]（1910年。这是一篇论文）和[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第一部著作提出了一个静态经济学理论，在那里，熊彼特力图全面地为新古典经济学奠立一个方法论基础；[论危机的本质]则勾勒了他的动态经济理论的要点，这个动态理论是以静态模型为基础的；最后，在[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动态理论。这三部著作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熊彼特后来再也没有提出过一个从整体上超越这三部曲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第一部著作中着力描述的“静态”理论，是熊彼特后来分析“动态”现象的基础，这个分析框架概括在1910年的论文中，它由以下九个命题组成。(1)经济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在实践中清晰可辨的范畴：静态和动态。(2)后者构成了纯粹的经济演化，即那些发生于经济内部的变化。(3)经济演化本质上是对静态的经济均衡的扰动。(4)这种扰动在静态经济中引起反应，使经济移向一种新的均衡状态。(5)这个趋向静态的运动必然会使发展现象终结，带来出清以及价值和价格体系的重建。(6)这些命题解释了繁荣和萧条相更替的商业周期现象。(7)在趋向静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崩溃，即所谓经济危机。由于危机，使得这一趋向静态的过程像是“不正常的”。(8)静态经济还会受到偶然扰动的影响。这些偶然扰动如果足够重要的话，也会引起危机。(9)不过，这些扰动并非一律的现象，也不具有共同的特征。从这九个命题可以看出，熊彼特力图发展的“动态”理论是对瓦尔拉斯的“静态”理论的补充。1937年，熊彼特在为[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就此这样谈到，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研究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发现这个理论存在下述缺陷：“如果经济体系竟然发生变化的话，这种变化是在这个体系外部的事件的影响下发生的”；易言之，“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仅仅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熊彼特“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体系内部有一种能量，会自行打破这个体系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5]

一位学者曾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模型相比较，后者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1)经济中既存在着一般均衡也有非均衡。(2)非均衡是由纯粹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些非经济因素带来了经济体系的各种参数的外生变化。(3)非均衡是对既定的资源配置的扰动。(4)这种扰动带来了一个趋向新的均衡的套利过程。(5)这个过程会克服非均衡并造成一个新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均衡体系。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模型的区别就在于第二个命题。在熊彼特那里，非均衡被看做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变化带来的。[1](p42)不过，这样的比较也为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熊彼特的第二个命题，也就是把创新看做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有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兑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作为一般均衡论的补充，是否进一步暴露了后者的缺陷？

二、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及其与“动态”模型之间的关系

（一）熊彼特的“静态”模型

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又称“循环流转”）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把一切经济行为，包括生产和消费，都看做是交换。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便是各种交换关系。

熊彼特把活劳动贬为货物，把生产看做作为货物的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因此，对他来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既定的需要派生的。按照边际主义价值论，消费品的价值被归结为以欲望的满足为尺度对该种消费品所做的主观评价。在对待边际主义价值论的态度上，熊彼特更接近于以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但是，为了说明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土地）的价值，他利用了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归属论”，依照这个理论，使用生产要素是为了生产出最终消费品，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身上，使它们也具有了价值。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最终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两项，企业家的劳动与一般劳动没有分别，并不算作独立的生产要素，因此，产品的价值最终由这两种要素瓜分。

在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量的货物及效用函数的基础上，熊彼特着手说明个人的合理化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体系的均衡：“有一种经济行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在手头现有的手段与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满足的需要之间，建立均衡。我们所描述的价值体系是同经济均衡的位置相适应的，而这种经济均衡的组成部分，若要加以改变（如果所有的数据都保持不变），就会使每一个人体验到他的境况不如从前。因此……对于个人就只有一个并且是惟一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必须采用；只要给定的条件不变，这个行为的结果就将会保持不变。”[6](p46-47)

熊彼特的这个“静态”模型有如下特点。

第一，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论的一个版本，它不仅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技术、资源的数量和品质不变，而且假设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不变。此外，这个模型还可以包括那些由人口和资本的稳定增加所带来的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在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会完全被经济体系顺利地吸收，不会引起扰动和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型也可包括由哈罗德和多马所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适应性的。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这种适应性，在他看来，由“各种货物对每一个人的价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个人的行为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数据”，个人行为被这些数据所指引。正因为这种适应性，均衡一旦达到便具有稳定性。熊彼特还认为，为了达到均衡，并不要求个人完全了解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数据，“个人决不会同时意识到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部分；相反，在任何时候，它的较大部分倒是处于意识所及的范围之外。还有，当他就他的经济行为做出决定时，他……只是注意手头现有的某些指标。”这些指标来自行为者的“习惯和经验”。[6](p45)

第三，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静态”模型中不存在剩余价值或利润。按照主观价值论，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相反，生产“只能实现在生产计划中预先见到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预先潜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之中的。”[6](p35)这是因为，在熊彼特看来，生产是用要素“交换”产品，产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上，使它们也具有价值；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的价值由工资和地租瓜分，因此，“静态”模型在逻辑上没有为剩余价值或利润留有存在的余地。与此同时，与这一点相适应，熊彼特还假设“静态”模型中不存在作为耐久存货的生产资料，不存在占有这种生产资料的阶级。[6](p50-5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还批评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考虑“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存在将诱使资本家进一步扩大生产和积累，其结果是促使工资率上升，最终将剩余价值完全吞蚀。

对熊彼特的这个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回应：如果工资率果真伴随积累而提高，不用等到全部利润被侵蚀，只要一笔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等于零，资本家就会解雇工人、减少投资，以保护利润和利润率不下降。（注：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种情况，并使用了类似于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的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回应了熊彼特式的批评。他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起到了抑制工资率的作用。工人阶级划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是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8]

为了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熊彼特始终强调“完全竞争”这个条件，他的“完全竞争”概念包含着特殊的理论含义，与马克思的理论可谓格格不入。在他那里，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交换，工人作为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在出售其服务的时候，和提供管理劳动的企业主在经济地位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之间似乎可以展开平等的竞争。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竞争意味着赋予资本以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利。在就业问题上，马克思则指出：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是由资本家积累的意愿和规模所决定的。

虽然“静态”模型抽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但熊彼特仍把“静态”看做现实经济固有的规律，这可以称作这个模型的第四个特点。熊彼特的这个看法与他从马赫那里舶来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矛盾的，按照这种工具主义思想，“静态”模型应该只是说明“动态”现象的单纯假设。熊彼特之所以背离自己的方法论，是由他的理论图景所决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解释创新和演化，而且要把动态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协调起来。

（二）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构筑“动态”模型

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里，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需要，由需要的满足派生出货物的价值，在需要和生产的关系上，前者占据着先导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达成了静态的经济均衡。在“动态”模型里，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熊彼特说：“经济体系中的创新（笔者按：从语境来看，这里的‘创新’系指产品创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着需要新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做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旦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注：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变动，它包括五种情况：生产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新的原料来源，以及工业组织的创新。见[经济发展理论]，第290页，第73-74页。）

按照熊彼特所采纳的新古典均衡理论，不存在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也就是说，在均衡的条件下不存在过剩的经济资源。“因此，新组合（笔者按：即创新）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的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但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并没有既定的需要与之相对应，也就是说，既有的均衡体系无法给予创新活动以价值评价。况且，在“静态”均衡条件下，已有的生产要素已经凭其服务得到了最有利可图的价格，如果改变它们的用途，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就会感到境况大不如前。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创新似乎不可能于“静态”经济内部发动起来。

熊彼特用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妙方”是信用，他说：“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的问题”，“这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6](p79)但是，“出高价”这个解释仍然留有疑问：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并且已经达到了均衡配置，一旦把这些资源转用它途，用来满足已有需要的生产要素就会出现短缺。这样一来，为了满足已有的需要，就要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意味着，“出高价”是为一种充分就业的均衡模型所排斥的，生产要素实际上很难通过这种方式被抽取出来另做它途。要摆脱这个矛盾，不是靠信用，而是应放弃“充分就业”这个假设。可是，一旦像凯恩斯那样承认非充分就业，承认“萨伊定理”并不成立，就等于放弃正统的新古典均衡概念，放弃“静态”模型，放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而这是熊彼特的“图景”所不允许的。

熊彼特对信用的倚重，导致他夸大了创新对信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他眼中，创新是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的惟一原因。与此同时，信用还被用来解释资本、利润和利息的存在。我们已经看到，按照“静态”模型的逻辑，资本和利润等范畴没有存在的必要。“静态”模型就像筛子一样把这些范畴过滤掉了。在“动态”模型里，资本则与信用资本划了等号，它被定义为银行创造的“一笔购买力基金”，“凭借着它，企业家可以使他所需要的具体商品受他的控制……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这是资本惟一的职能，这种职能使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的地位被完整地刻画出来”。[6](p129)

熊彼特把照此定义的资本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商品资本的存在，在他看来，承认资本体现于商品中，就好比承认煤体现于钢轨中，是毫无意义的。[6](p130-132)这样一来，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而循环，就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把价值的自我同一、自我增殖的运动从资本概念中剥离出去，与熊彼特所采纳的主观价值论是相适应的。按照主观价值论，价值是以欲望的满足为尺度对产品的效用所做的评价，这种评价只能存在于当下，无法在此基础上设想价值作为实体—主体的历时性的运动。剩余价值或利润也不是资本的价值在运动中自我比较的结果，而是一种生产用途和另一种生产用途相比较的结果。

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剩余价值或利润是伴随着创新而出现的。要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就必须回到“循环流转”模型，在那里，“成本规律”起着支配作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手段的价值必然相等。在把生产手段抽调出来用于新的组合（譬如产品创新）之前，这些生产手段服务于既有产品的生产。既有产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手段上，使它们也具有了价值。当把这些生产手段抽调出来用于新产品的生产时，它们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熊彼特认为，它们都应按照旧的价值来估价。同样的生产手段（土地和劳动的服务）既用于生产新产品，也用于生产既有的产品，在后一场合，“成本规律”起着作用，在前一场合，由于假定新产品得到了更高的价值评价，结果在新产品的价值和按旧价值估价的成本之间出现了差额，这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6](p157-158)

在这里，熊彼特似乎忘记了先前的观点：为了把生产手段从既有的用途中抽调出来，必须出以高价。而这意味着，新产品的价值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很可能并不存在。

“静态”和“动态”两分法体现了熊彼特对经济运动规律的基本看法。他据此提出，“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变化是“静态”和“动态”的交替更迭。虽然熊彼特力图解释资本主义的演化，但在他那里，变化就像自由落体运动那样，最终要受到重力规律（这里是“静态”均衡）的支配。这个基本看法成为他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的出发点。熊彼特采纳了通常对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把周期分为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四个交替出现的阶段。繁荣的产生归于创新和企业家的成批出现，均衡就此被打破，经济体系开始了不规则的运动，但由此也开始了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

熊彼特的这类观点使他无法对经济演化的自我累积性展开分析。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在一篇批判一般均衡论的文章中结合递增收益谈到了所谓“内生的、累积性的变化”，他指出：这种变化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为进一步的变革创造了新的机会，所有资源在其各种可能的用途上都对产出做出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贡献，资源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上均衡配置的观念在这种变化的图景中根本没有存在的位置。[9]

三、熊彼特成功地解释了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吗？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经济发展或演化，是指“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6](p70)这些变化据说是由创新带来的。日本学者盐野谷佑一指出：“熊彼特反复地宣称，企业家的创新在经济制度内部改变了经济的寻常渠道，但这仅仅是一种说辞。就创新的承担者是企业家而言，创新似乎是个内生变量，但是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无法进一步加以分析，就此而言，创新仍然是个外生变量。”（注：shionoya,op,cit,p.79。熊彼特不仅把创新的源泉归于具有特殊品质的“企业家”，而且为了解释创新蜂聚这个假说，认定企业家也是周期性地成批产生的。（[经济发展理论]，第253页）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讥讽，熊彼特似乎在暗示，爷爷辈的企业家比孙子辈的企业家们更具有创造性。）

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替代，熊彼特提出了一种社会学的观点，把创新的动力归于企业家身上先验地存在着的、非凡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把企业家和“静态”模型里的标准经济人区别开来，后者的行为可以定义为对给定经济数据的适应。熊彼特认为，这个区分不仅适应于经济领域，而且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划分了以下两类人：具有静态性格的人和领导者。企业家属于后者，他们的行为动机具有与“静态”模型里的经济人不同的非理性主义的特征。熊彼特说：“从观察者的观点来看，经济活动的根本意义，即据以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存在的意义，在循环流转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个模型里，获取货物作为经济动机的本质自然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可是我们所说的这类人（按：即企业家）的动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经济动机、获取货物的努力，并非植根于消费已获取的货物所带来的快乐的情感。如果欲望的满足是经济活动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类人的行为一般而言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属于另一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注：[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第2版，pp.133-134，转译自shionoya,opcit,p.295。）

一些研究者在论及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的起源时指出，这个概念与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思潮包括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克里斯玛”，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等。[7](p52、81)熊彼特敌视功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它得益于领导者身上的英雄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他不无鄙夷地写道，在合理化的世界中出现的经济人“丧失了非浪漫主义、非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剩下的惟一一种浪漫和英雄主义——那种‘心系航海、蔑视谋生’的英雄主义”。[10]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不断出现的创新带来的，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承担者，理当在社会阶级的阶梯上占据显要的位置。非理性主义的企业家一手造就了资本主义，这的确是一幅资本主义的浪漫图画。

熊彼特没有提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没有解释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他无法将技术创新“内生化”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技术创新的“内生性”指的是创新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组织。只有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而在熊彼特那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静态”模型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动态”模型里，创新担负着“创世”的功能，被用来解释资本、资本家、利润、利息等一系列范畴的出现。

熊彼特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改变。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开始承认，随着资本主义垄断大企业的出现，创新基本上与独立的个人无关，越来越成为这些大企业的职能。[11]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种转变，等于承认创新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或生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熊彼特没有留下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有用的理论框架，因此，他的这类观点并没有被真正概念化。

尽管熊彼特没有成功地提出一个分析资本主义内生演化的理论框架，但他的确留下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譬如，他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他关于创新蜂聚的假说，也就是说，创新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集中出现于某些历史关节点；在他看来，创新总是在某些部门最活跃，然后其影响在整个经济中扩散开来。这些“洞见”在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中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在熊彼特的理论贡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对凯恩斯主义总量分析的局限性所做的批判。这些批判准确地抓住了这种总量分析所固有的“拜物教”特征。他说：“在总量均衡的基础上推论是具有误导性的，似乎总量均衡揭示了那些推动变化的因素，似乎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中的波动仅仅产生于这些总量。这样的推论构成了许多对商业周期的错误分析的基础。它使分析停留于事物的表面，妨碍了对表面之下的产业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招致对一些孤立的轮廓线进行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处理，并且赋予总量以自己的生命和一种它们并不具有的因果意义。”[12]

熊彼特在批评马克思的时候，也曾有过个别精辟的观点。(1)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缺陷。如果说很难设想会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企业理论，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企业理论却是可行的。美国学者拉左尼克就曾利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型企业的理论。[13](2)熊彼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重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变化，但没有正确地分析这个变化的机制。在他那里，这个机制化解为单纯的资本数量的力学。”[14]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熊彼特心里想的大概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的确包含着缺陷，在解释一般利润率的公式里，只能看到各种资本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而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使用价值对资本价值增殖的约束则在分析中被不恰当地抽象掉了。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曾立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解释利润率问题，尝试把产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概念化。[15]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解释创新与资本主义演化问题上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

［收稿日期］2002-10-11

【参考文献】

[1]　cf.anderson,e.s.evolutionaryeconomics-postschumpeteriancontributions[m].london:pinter,1996.13.

[2]　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bringbacklifeintoeconomic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3.139.

[3]　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08.

[4]　minsky,h.p.moneyandcrisisinschumpeterandkeynes[a].wagener,h.j.,andj.w.drukker(eds).theeconomiclawofmotionofmodernsociety[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5]　schumpeter,j.a.prefacetojapaneseeditionof"theoriederwirtschaftlichenentwicklung"[a].r.v.clemence,portwashington(ed.).essaysoneconomictopics[c].ny:kennikatpress,1951.

[6]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8.

[7]　borttomore,t.betweenmarginalismandmarxism:theeconomicsociologyofj.a.schumpeter[m].newyork:harvestwheatsheaf,1992.123.

[8]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5.

[9]　kaldor,n.theirrelevanceofequilibriumeconomics[j].economicjournal,vol.82,dec.,1972.1245.

[1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49.

[11]　schumpeter.theinstabilityofcapitalism[j].economicjournal,1928,vol.38.reprintedinschumpeter,essaysoneconomictops[c].ed,byr.v.clemence,portwashington.ny:kennikatpress,1951.70.

[12]　schumpeter.businesscycles(vol.1)[m].newyork:mcgrawhill,1939.43-44.

[13]　lazonick,petitiveadvantageontheshopfloor[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businessorganizationandthemythofmarketeconom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

[14]　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m].london:routledge,1997.39.

消费者均衡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供求均衡决定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38-04

一、引言

自从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供求均衡价值理论后, 这种理论很快就使当时新兴的奥国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失去了光芒,并且基本上主宰了西方经济学达40年之久。 马歇尔发明的由两个刀片的剪刀演绎而成的供求均衡决定理论被磨练成了一种万用工具, 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 其他经济学家对供求原理也是推崇有加, 至少近两百年就有人明确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中首要的、 最伟大和最普遍的原理。 [1] 344 目前,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这一核心地位至少在初级教科书中继续保持, 以至于后来有经济学家戏称,一只鹦鹉只要学会了“供给”与“需求”两个词也就成为了经济学家。

然而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已经发生改变。 在时髦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 供求均衡决定论已经基本上让位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并升级为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范式。 这种转变从对经济学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定义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到“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之科学”的转变,突出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视, 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 随着纳什关于非合作博弈的两篇经典论文的发表, 博弈论这种适合于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方法随之被引进经济学, 经济主体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思想充满了整个经济学界 ,甚至有人号称要用博弈论来改写整个微观经济学。 [2]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微观经济学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 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转变的原因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以引起国内学界对后一种分析方法的重视。

二、供求均衡决定论的内容及其意义

所谓“供求均衡决定论”,包括“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个部分。莱昂・瓦尔拉斯在1874年4月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被公认奠定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基石;而马歇尔则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利用特定时期的特定商品为研究对象, 巧妙地提出了局部均衡理论,取代了难以实际应用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无论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局部均衡理论, 其核心均是研究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相互作用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一致的。 [3]

归纳起来, 供求均衡决定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供求法则来概括,即:供给价格与供给量呈正相关关系, 供给曲线的走向不言而喻地表现为右斜上扬形状; 而需求量则与其价格负相关,需求曲线则表现为单调递减曲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之处达到市场均衡。 其数学上的表现形式则为:?坠Xd(P)/?坠P0;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函数,供求均衡时Xd(P)=Xs(P)。

虽然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等都给出了这些曲线特征的理由, 但是这种供求法则最初主要还是来源于一种经验性的常识。 萨缪尔森在论及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时就指出“常识和细致的科学观察表明,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它的价格”。 [5]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初级教科书在讲述供给与需求原理时, 都是从需求表与供给表出发,进而得出供求曲线。但是无论是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 由于其图形二维化的原因,都只能考虑量与价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在讨论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时都讨论了影响供给或需求的其他因素, 但在讨论市场均衡时都将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综合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平行移动, 而着重考虑了价格对数量的影响。 供求均衡的过程便呈现出蛛网状特征, 因为供求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以价格信号的方式传达给另一方,从而引起另一方的变化,后者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前者, 而且一般认为这种呈蛛网状的传递是没有阻碍的。久而久之,在市场均衡讨论中即使注意到例如收入、成本等其他数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价格也是最着重考虑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也称之为价格理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供求曲线图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供求曲线图作为经典保留下来, 即使是最新的萨缪尔森与曼昆经典教科书中也不例外。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便是按市场分类安排篇章总体顺序,首先介绍产品市场,然后是各类要素市场,其思路便是试图用供求曲线图这条“纲”把所有要素串连一体。

供求均衡决定论这种分析视角被经济学采用,在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没有供求决定均衡的分析思路,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也不会有消费者剩余与厂商剩余概念的产生,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 供求均衡决定的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 不仅仅由于其被经验广泛地认同,而且还因为它有着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尤其是其在数学与几何上的简洁、 清楚的完美形式,更令经济学家着迷。

三、 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转变

但是从很多迹象中都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供求均衡决定的这种视角到20世纪后半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价格在对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起的刺激作用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 或者说经济主体对价格刺激的反应没有想像的那么敏锐。 这不仅仅在于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许多行为中并不存在着价格这一变量(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囚徒困境”的分析了),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中的三个重要前提假定受到了挑战。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暗含了这样三个基本前提假定:(1)市场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决策的供求双方是完全理性的;(2)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3)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 [4] 第一个假设与到处充满着风险的市场现实相差太远, 决策双方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 寻求次优结果以达到令自己基本满意的状态,而往往不是寻求最优。第二个假设在分析寡头市场时受到了挑战, 因为寡头之间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寡头市场中不存在像完全竞争市场中那种完全受自身产品价格影响的供给与需求曲线,而只存在受多方决策影响的反应函数,无论是各方寡头产品的价格还是产量, 都是博弈后共同决定的结果。 因此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的新版本在论述寡头市场时, 均无一例外地引进了博弈论,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思路不受到冷落的古诺分析问题的框架也得到了延续。再有,经济主体在受到价格刺激之后为达到其自身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而是否能够、 愿意和知道如何做出反应, 来调整其行为。例如当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厂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而无法降低工资;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即使市场价格已经改变,厂商也不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 经济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知道如何针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其最优的选择可能就是选择不变。因此,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了诸如价格刚性、 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这些影响反应机制而不是影响刺激机制的因素普遍存在时, 他们的兴趣便从供求曲线图转移到了研究经济主体行为上。

事实上,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思路的深化已从广泛的领域和多层次体现出来,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西方著名大学经济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转变可以看出这种基本范式的转变。以牛津大学为例,1988年其微观经济学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消费者理论与生产理论(包括不确定性);二是市场与均衡;三是福利经济学;四是企业理论。但是到了1990年,则增加了博弈论、信息和合同理论两个必修部分。克瑞普斯在1990年出版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程]是1991年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相当多的欧美名牌大学选为研究生课程教材, 其中“非合作博弈”的内容共有219页,而且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也与博弈论的思想有关, 博弈论已经进入课程的核心内容。 这至少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转向个体,放弃了一些没有微观基础的假定,如消费函数及其投资函数,经济学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 [6] (2)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基本上都是借助于经济基础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范式。众所周知,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几乎给微观经济学做了总结, 整个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远不如宏观经济学,但是有两个领域是例外的,一个是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 另一个便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的一系列发展①, 这两个领域的新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版图得以扩张, 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的范式基础之上的, 而是更加着重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行为。(3)宏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中借鉴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在分析宏观问题时也遇到了困难, 从而导致粘性分析和惯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产生。 机械的供求曲线图是无法反映粘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特征的, 这些只有从理性经济主体行为方面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四、 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之比较

在将经济主体分为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商的基础上,通过图1可以分析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联系。

图1中方框I代表了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思维, 消费者或厂商在一定的收入I或成本C的约束下,消费或生产商品量以使得自身效用U(X)或利润л(X)达到最大。其中P为商品的价格,F(X)为成本函数。而方框Ⅱ代表了供求均衡决定论的思维。其中Xd(P)和Xs(P)分别为商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当两者相等时,可以得出市场均衡时的价格P和产量X。

I和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商品需求函数来源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则表现为商品的供给函数。 消费者与厂商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相互博弈表现为供求相互作用而最后达到均衡。 由此可见,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 供求决定均衡只是供求双方博弈得到市场均衡变量的一种分析方法, 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已逐渐被博弈论这种新方法取代。

因此在经济学里, 如果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不仅仅只有收入I和成本C,而且还有其他因素,经济主体所要追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 则可以用简明的优化模型概括经济主体行为模式:MaxR(X),X∈S。

其含义是, 经济主体在一定的集合约束条件S下,使自身利益R最大化。X∈S是指X受条件S(包括价格分量P和其他变量例如信息的向量)的约束。当经济主体是供给者时,X代表供给量;当经济主体是需求者时,X代表需求量。对每一个经济主体,上式可以确定一个解集合, 相应地也得到一个价格P的集合{P}。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价格P的集合{P},能够满足上式的优化条件。当然,从理论上讲,{P}也可以是空集,也可以存在惟一元素,还可能是无穷集合。市场上所有经济主体价格分量解集合的交集∩{P}也就是市场价格。而且其中的约束不仅仅包括价格,还包括其他的非数量约束,所有的这些约束S可分为资源约束、制度约束和市场约束。资源约束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学上的预算约束, 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制度约束包括法律、法规、道德等因素;当个人进入市场后, 其他主体行为模式对该个人构成一组市场的约束。 新古典主义传统下的供求决定论将市场约束综合为一个参数:价格。因此,消费者行为归结为在一定收入和价格约束下, 最大化自身效用。而现代一般均衡理论强调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博弈论直接以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在这些情况下,市场约束是多维的,而不是单纯的价格约束。 [7]

通过上述供求均衡决定论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 在供求均衡决定论中,价格水平(和产量)变化表现为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点的机械移动, 一切影响价格的力量都通过且只通过供求发生作用, 这实际上排除了供求框架以外影响价格运动的因素,包括价格粘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以及预期等等,而在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中,这些因素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

2. 供求均衡分析也必须归结到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才能得出实在的结果。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 二者的移动及其相互作用都是经济主体决策规则的表现。换言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背后分别“站着”供给者和需求者。如果不“寻根究底”,供求曲线的移动与均衡的形成将归结为一种机械的几何或数字游戏。

3. 反过来看, 供求均衡决定论正是源于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 供求均衡决定论将经济过程归结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而追根溯源,供给和需求无非是经济主体的供给与需求, 故而供求均衡实际上是从经济主体行为过程演绎出来的。 如果说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是分析经济问题的恰当起点的话, 那么供求均衡决定论则是该分析过程的中间环节。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实质上是微观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般思路, 而传统的供求均衡决定论只是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形式, 但是这些特定条件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经常存在, 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一般化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说微观经济学基本范式从供求均衡决定论到经济主体行为决定论的这种转变, 是经济学分析问题视角的一种回归与升级。 国外经济学者这种经济学视角的转变比较明显, 但是从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编排中还难以看出这种转变的有力证明。 因此要在我国培养能够与国际经济学者相当的经济学人才, 从经济学的教学中开始改变这种视角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蒋殿春. 博弈论如何改写了微观经济学[J]. 经济学家,1997(6).

[3]王真. 从虚拟均衡到真实均衡――对传统供求均衡论的质疑[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4]窦晴身,戈钟庆,王月兴. 现代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现状及前景[J]. 南京社会科学,2001(1).

[5]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

[6]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肖殿荒. 经济主体行为与通货膨胀[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肖殿荒. 两大经济学范式及其价值理论之比较[J]. 当代经济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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