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

中国艺术史论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100722)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National Art Disciplinary (I)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National Art Disciplinary Planning

(Ministry of Culture, Beijing 100722)

绪论

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事业持续发展、繁荣,“十一五”规划时期,艺术科学研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学科优势得到加强,理论方法不断更新,研究格局日趋合理。较之“十五”规划时期,艺术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总结的新变化与新现象。

(一)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规范化管理与导向性作用进一步加强,推动我国艺术科学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艺术、教育、军事三个单列学科管理的意见,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后更名为文化科技司)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自2007年起,将原“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统一更名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并将原来的评审立项周期由每二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同时取消原自筹经费项目类别,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四大类,并专设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在[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及历年课题指南中,坚持围绕党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文化艺术建设的实际,深化、拓展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艺术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坚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既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艺术的优秀成果,积极构建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思维表达方式,深刻揭示与系统阐述艺术规律的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控制规模,提高质量的总体原则,倡导扎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科学治学精神;坚持将规划选题、项目的评审立项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及文化艺术科研结构调整、合理布局结合起来,不断加强项目评审、中期管理、鉴定结项及成果宣传推广等制度的建设,为我国艺术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立项课题基本代表着我国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水平,对于推动艺术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培养艺术科学人才队伍、提高艺术科学研究管理水平,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史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学术成果

传统史论研究一直是我国艺术学科,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强项,这与我国文化历史悠久的国情和注重以史为鉴的学术传统有关,是我们的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十一五”期间,随着艺术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更趋深入,传统史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论研究著述相继问世,如:[中华艺术通史]、[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戏曲通鉴]、[中国近代戏曲编年]、[中国曲艺志]、[南宋戏曲史]、[明代戏曲史]、[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电影图史]、[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等。其中,[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堪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艺术研究界为中华文化建设贡献出的一部艺术史经典之作,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以“通”的观念来统领的大型综合性中华艺术通史。[中国近代戏曲史]是我国戏曲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新的探索与开拓,是第一部编撰近代戏曲历史的史学专著,该成果上接[中国戏曲通史],下连[中国当代戏曲史],填补了两部戏曲史之间的空白,承上启下,意义重大。[中国曲艺志]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我国曲艺的历史和现状,它的编纂完成,改变了曲艺艺术“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电影图史]是迄今第一部完整展现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电影史著作,该著作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展现了一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中国电影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这些成果的完成,不仅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同时也为学界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新史料、新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

这期间,“艺术批评”在整个艺术学科发展中的“轻骑兵”和“急先锋”的作用获得有效发挥,它为艺术史研究提供鲜活的素材,又为艺术理论的开拓寻找新方向。“艺术批评”学科研究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展,比如艺术生态批评、对小类型艺术门类(如魔术杂技)的艺术批评、对新媒体艺术(如动漫、数字设计艺术等)的艺术批评规律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领域深入到艺术批评的诸多具体和微观问题,如[艺术批评的语句分析]等。

(三)应用对策性研究得到重视并进一步加强,其重要作用日益凸现

“十一五”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期,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文化发展新思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新兴文化业态的培育、文化传播新方式的尝试、文化艺术市场的拓展等事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新课题也在实践中凸显。应用对策性研究在[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中得到充分重视与体现;一些敏锐的学者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在不放弃长线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了紧贴时代、反映迅速的应用对策研究;一批涉及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化“走出去”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文化市场监管研究等重要领域的成果不断涌现,如:[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我国戏剧产业化研究]、[西部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云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证研究为例]、[我国文化艺术产业、文化艺术市场与文化经济政策研究]、[我国文化服务业发展及政策研究――基于产业特性视角]、[中国电影全面实施产业化政策以来电影产业成果及问题研究]、[文化行业中的标准化问题理论与实证研究]等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及社会的认可,[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寓学理性于现实课题之中,既是重要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历史价值,其最终成果[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是21世纪之初在西北五省区、部分西南省区所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文化调查及评估报告,包括西北地区戏曲、民间习俗、民间手工艺、民间舞蹈、建筑文化、少数民族习俗与信仰、工艺资源与农民生活等领域文化艺术资源的个案调查报告,以及概述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部人文资源所面临的生态压力、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变迁、人文资源开发问题、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经验调查等14个专题的研究结论,提供了翔实可靠、丰富多样和弥足珍贵的当代西部人文资源的田野调查资料,为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国文化国情的调研与掌握、以及对开发大西北的国家战略,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新兴文化业态进入艺术研究的视野,成为艺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研究方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扶持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的论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新课题。“十一五”期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步伐愈益加快,文化业态不断更新,动漫游戏、广播电视、出版业等与互联网融合、对接,衍生出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出版、网络动漫、网络文学等文化新业态;广电网与移动通讯网融合、对接,衍生出手机短信和彩信、手机广播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文化新业态;数字出版和高端印刷使图书具有了视频、音频等功能,可以按需印刷,形成了新的出版业态。这些新的发展态势迅速成为艺术研究新的关注点和新的研究方向。

“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史]等专著相继出版,研究领域涉及动漫的各个层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国际交流的频繁多样,新媒体艺术教育的日益专业化,新媒体艺术研究从早期的现象追踪转向全面的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从分散、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的、体系化的研究,推出了[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透视]、[新媒体艺术论]等一批成果。

(五)边缘化、萎缩化的传统艺术学门类研究找到新突破口,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十一五”期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全社会重视和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昆曲大典]、[京剧艺术大典]、[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规律研究]等一批系统性较强、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得以展开。同时,具有学科奠基性的研究获得初步成果。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作为国内第一部有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研究专著出版,该书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系统、深入地回答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系列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2008年,根据高校及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的迫切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材版出版。

“十一五”期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获得政策引导、课题扶持和资金保障,使一些传统边缘学科找到新的突破口,获得新的动力与发展空间,重新焕发生机。以往的戏曲史研究,更多关注以京剧为代表的全国性大剧种和以昆曲为代表的文人戏曲的角度和层面,随着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使长期被忽视的大量地方及少数民族剧种、民间戏曲等作为中国戏曲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与价值及其保护研究的紧迫性,成为学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普遍共识,并成为“十一五”期间戏曲研究的新热点。

(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相关政策策略研究异军突起,出现一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

“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得到空前重视与加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05年10月,文化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整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及社会各界学术资源,为国家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持,该中心承担、完成并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特别委托项目成果[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系统论述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与策略、文化核心价值观传承与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文化安全、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2008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从我国综合国力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立足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国家需求展开研究,集中探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内涵以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2009年立项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公开招标项目[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依据我国文化发展的自身态势,从跨学科角度,把我国文化的发展战略研究放在中西学术融通的环境下,充分考察、呈现与提出发展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策略,并将这些战略落实到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社会教育方针和对外交流上,探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等专著的出版也成为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成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政策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题的专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首次从政策的理论起点――公民文化权利,以及中国当代政治背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来论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法性,理论框架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构成、支持与保障系统、绩效管理与评估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以严密的理论体系论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命题背景、基本框架、基本原则、文化体制障碍,对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基本文化权益进行了界定与论述,并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项目目标及功能测值方法、人力资源动员保障系统、文化产业的制度支持,财政投入机制与方式,财政投入管理方式等的详尽论述,形成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公共文化政策领域的实践和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为在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关注文艺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野和角度。

一、艺术基础理论

艺术基础理论是对艺术实践的理论总结。“十一五”期间,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重视学科建设、注重思辨性研究、拓展学术空间、开掘理论深度是其总体特点。

(一)艺术学原理研究成果丰富

艺术学原理研究包括对艺术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及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学科结构、方法、教学体系的完善等研究内容。

近五年来,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依然是艺术学中最活跃的部分,这和前五年的情况有联系也有区别,差异表现在有半数以上的论文主要论证和论及艺术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性质。据中国期刊网的全文数据库统计显示,2006年艺术学基础理论的文章18篇,2008年艺术学基础理论的文章则达到31篇,发文字数也从11万字提高到了20万字。

关于艺术学学科结构如何建构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一个相对合理的一级学科结构的形成,如[作为门类学科的艺术学学科群之构想――艺术学学科建设再思考]、[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态势]、[关于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等。

1.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与发展、特质问题受到关注。

艺术学的独立,虽然是在西方完成的,但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的建设上,我国学者充分注意到了民族特色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美学还是20世纪的上半叶的德国艺术科学和当代西方的艺术哲学,它们都不可能替代中国艺术学研究,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关于国际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学特色若干问题的思考]、[建立现代形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之可能性探讨]、[建立中国特色艺术学]、[艺术学的中国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学”研究:困境与突破]等,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2.艺术学学科历史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艺术学虽然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对它的回顾和总结,能够起到校正发展方向、把握潮流趋势、与时俱进的作用。一门学科的历史意识,是一门学科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自省性。因此,对艺术学的历史进行描述的文章,也成为“十一五”时期艺术学理论建设的重要部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上研究艺术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如论文[中国艺术学60年]、[艺术学的“三级跳”与新“节点”]、[中国艺术学85年]、[与改革同步的艺术学――评我国艺术学学科三十年发展历程]等,专著[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等;一是对著名艺术学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如对宗白华、邓一蛰、马采艺术学思想的研究等。

3.关于艺术学的应用研究问题也有新的拓展。

艺术学的应用性研究已引起普遍关注,当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的讨论:一是艺术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一是艺术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

(二)艺术社会学的新成就

艺术社会学是艺术学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新世纪以来,产生了该领域两部重要研究成果[艺术社会学导论]、[文艺社会学史纲]。近年,[现代文艺社会学]、[文艺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描述]等艺术社会学专著修订再版。艺术社会学专题性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艺术社会学”的专题论文共24篇,包括艺术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12篇,应用研究5篇,西方艺术社会学评介7篇。

“十一五”期间,艺术社会学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

一是重建艺术社会学的反思。有学者在本世纪初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口号后,如何在消除庸俗社会学影响的同时,切实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社会学学科体系,已成为近年来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普文[超越实验]提出,所谓重建,就是要重新梳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社会学建立在新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之上。周平远[从文艺社会学看中国文论30年]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应该坚持“辩证综合”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设一种具有“多维论”性质的现代文艺社会学。刘金龙[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多维度审视]通过分析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探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维度。

二是艺术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艺术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艺术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动向。这是否意味着将文化社会学作为今后艺术社会学的发展前景呢?姚文放[文艺社会学的搁置与重建]认为,文艺社会学不可能完全消融在文化社会学之中,它终究要寻找自己的路且任重而道远。

三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带来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转变,促使中国艺术发生了从“文化学”向“社会学”的转型。2005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的主题为“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在学界产生强烈反响。[艺术与社会:26位著名批评家纵谈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向]一书,收录了这次会议的论文。2006年发表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意味着什么?]、[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等文章,继续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对当代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具有双重的拓展意义。

四是当代形态的艺术社会学构想。重建艺术社会学的反思,促使一些学者深入思考当代形态的艺术社会学构想。陶东风提出,新兴的文化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模式,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因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张晓刚的专著[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认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和以艺术社会机制为研究重点的经验的、应用的艺术社会学,对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五是艺术社会学应用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系、艺术产品的大众化、艺术的商品化、艺术文化产业、艺术消费、网络时代的艺术等在当代艺术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关于网络时代文艺社会学的思考]、[析波普艺术中的社会学现象]、[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民歌新唱”]等文章堪称应用性研究的代表作。

(三)“艺术批评”学科的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扩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重视将“艺术批评”的研究引导到具体艺术门类上。如对一些小的艺术门类(如魔术杂技)和新的艺术门类(如新媒体)的艺术批评研究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二是“艺术批评”学科科研成果总量增幅很大。以“艺术批评”论文为例,“十一五”期间论文数是“十五”期间的五倍,著作数量也有明显增加。三是“艺术批评”学科研究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展,比如艺术生态批评、对小类型艺术门类(如魔术杂技)的艺术批评、对新媒体艺术(如摄影、动漫、数字设计艺术等)的艺术批评规律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深入到艺术批评的诸多具体、微观的问题,如[艺术批评的语句分析]等。成果形式也趋多种多样,除著作、论文外,还有调查报告、年度报告等多种形式。

1.在“十一五”期间,艺术批评科研立项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从课题指南情况来看,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中国文学”部分的“文学批评及其倾向研究”;二是“外国文学”部分的“外国重要理论家和批评家研究”、“外国重要文艺思潮、批评理论反思研究”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等。从实际资助项目来看,每年资助的涉及到艺术批评的课题平均有7―8个,课题主要以中外文学批评为主,间或也资助类似“中国古代戏曲批评文体研究”等具体门类艺术批评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与以往五年规划不同,在“十一五”期间关于艺术批评学科的综合性课题没有出现,除2007年度立项的[中国艺术科学总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等课题包括“艺术批评学”研究外,各年度[课题指南]更为重视引导研究者加强对具体艺术门类、尤其是新兴艺术门类艺术批评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现当代戏剧戏曲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国电影、电视剧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国舞蹈批评史”、“舞蹈美学与舞蹈批评研究”、“中国杂技、魔术理论与批评研究”、“美术基础理论与批评研究、书法、篆刻理论与批评研究”等。省级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从“十一五”开始,广东、山东等10余省份正式确定了省级艺术科学课题资助规划。从各自公布的省级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指南来看,艺术批评学的研究均占有独立的地位。如[山东省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指南]“分类研究项目”中,既有独立的“艺术批评学”科目,也有各门类艺术批评学的研究科目。甚至有些省级艺术科学课题规划还进行了优秀课题评奖等活动,包括艺术批评学在内的一些课题获得奖励。

2.在“十一五”期间,艺术批评学术著作出版情况。

综合来看,“艺术批评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著作部分)并不突出。除[艺术批评学]外,少有综合性艺术批评学基础理论著作出版。分论部分,首先是文学批评类占据主要位置,据国家图书馆数据,2006-2009年出版文学批评史论类著作(含译著)达165部,其次是美术批评(含设计)类著作有近20部,再次是电影电视批评类著作约12―13部,音乐批评类著作约7―8部。其他艺术门类只见零星著作出版。

3.在“十一五”期间,艺术批评情况。

2006―2010年以艺术批评为题名的文章有108篇、主题涉及到艺术批评的论文有698篇文章。以艺术评论为题名的文章有27篇、主题涉及到艺术评论的论文有435篇文章。分论部分,和著作情况类似,文学批评类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于各门类艺术批评研究。据中国知网数据,题名为“文学批评”的论文达1280篇、主题涉及到文学批评的论文有6400多篇。而其他具体门类题名为批评的文章一般不超过100篇,主题涉及到该门类艺术批评的论文也一般不超过200篇。比如:以美术批评为题名的文章有50篇、主题涉及到美术批评的论文有182篇。以音乐批评为题名的文章有32篇、主题涉及到音乐批评的论文有92篇。以戏剧批评为题名的文章有24篇、主题涉及到戏剧批评的论文有89篇。以电影批评为题名的文章有56篇、主题涉及到电影批评的论文有192篇。

4.在“十一五”期间,艺术批评学术活动、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情况。

举办了2007年度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2008年度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2006、2007、2009年度三届全国艺术学学术研讨会和2007年度艺术理论创新与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从会议综述来看,艺术批评学的问题在学术会议上得到了讨论。

(四)艺术史学研究领域继续向纵深发展

“十一五”期间,艺术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这一时期艺术科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其中,历经十年精心打磨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成果[中华艺术通史]最引人瞩目。该著作汇集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主的全国艺术史论领域数十位专家学者,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完成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十四卷,以涵盖我国从原始社会到清末的全部传统艺术门类厚重而精粹的综合性史论内容,初步形成了富有我国浓郁民族特色的美学与艺术理论体系。[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堪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艺术科学界为中华文化建设贡献出的一部艺术史经典之作,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以“通”的观念来统领的大型综合性中华艺术通史。该成果总结概括了20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予以全新的综合创新,将对21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持续而有力的影响。

“十一五”期间出版的另一部大型艺术史著作[中国艺术史](史仲文总主编),则按艺术门类分卷,分别为[绘画卷]、[建筑雕塑卷]、[书法篆刻卷](上册、下册)、[工艺美术卷]、[音乐卷]、[舞蹈卷]、[戏曲卷]、[杂技卷]、[曲艺话剧电影摄影卷]。这部艺术史虽为门类艺术史之集合而非综合性艺术通史,却能按照统一的编撰宗旨和编写体例在一定时间内组织庞大的专家队伍来完成这一带有某种总结性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国艺术史研究上又一个重要收获。其特点是篇幅更加庞大,而且将中国现代新出现的话剧、电影、摄影等艺术种类纳入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艺术史研究著作中比较重要的还有[中国艺术史纲],全书分为上、下两册,是作者在长期艺术史教学基础上独立完成的中国艺术史著作,该书注意到各门艺术的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力图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综合研究,以展现中国古代艺术和艺术理论的整体风貌,揭示其生成演变的复杂原因。这一时期,除综合性艺术史研究成果外,有关中国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也有显著的推进。

二、戏剧戏曲学(含曲艺、木偶、皮影)

戏曲、话剧、曲艺等传统艺术学科研究或因对象式微,或因方法陈旧曾一度发生边缘化危机,研究队伍也曾出现转行流失与后继乏人的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社会的兴起,戏曲、曲艺等学科顺应时代要求,乘势发展,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一)“十一五”期间戏曲学科研究的主要进展与重要成果

“十一五”期间,随着学术研究队伍和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各种学术平台的建立与夯实,戏曲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学术成果。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主题:戏曲”的检索,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4月14日共收入有关戏曲研究的论文13209篇,几乎涉及戏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此期间,戏曲学研究专著的编撰与出版也成果颇丰,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论著述相继问世,为学界提供了较多有价值的新史料、新观念和研究方法。随着戏曲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戏曲各分支学科研究更趋深入,诸多运用新的研究观念、方法和涉及新的研究领域的课题也陆续被立项。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统计,“十一五”期间,戏曲学共立项课题近30项,为戏曲研究积累了新的成果。纵观“十一五”期间的戏曲学科研究与建设,许多研究热点、进展和成果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戏曲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丰富。

戏曲史研究是戏曲研究的基础领域。“十一五”期间的戏曲史研究与著述成果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试图运用新的体例与形式来构建戏曲史。如[中国戏曲通鉴]、[中国近代戏曲编年]等采取编年的形式来演述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既清晰地显示近代戏曲变革发展的轨迹,也呈现出戏曲变革发展与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关系,这既是戏曲史学研究形式上的变化,更有研究观念、内容上的发展。二、对前辈学者史学构建的细化和拓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到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前辈学者构建了戏曲史学的主要范畴和基本框架。“十一五”期间出版的[南宋戏曲史]、[明代戏曲史]、[中国近代戏曲史]等断代史著作虽在戏曲史观念上并未超越前辈学者的研究范畴,但至少拓展和细化了各个时代的戏曲史学构建。三、对戏曲史的各种专题研究格外关注,体现出学界研究视野的扩大与研究层次的深入。如[晚清戏曲的变革]、[劝善金科研究]、[戏曲班社研究]、[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祁彪佳与研究]、[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明清曲家考]等著述,将宫廷戏曲、戏曲班社、戏曲的传播接受等以往戏曲史所忽略的部分,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戏曲史的研究领域。

2.戏曲理论研究向本体回归。

相对于以往的戏曲理论研究,近年来的戏曲理论研究表现出两方面的发展转向:一方面从过去关注戏曲文学层面转向重视戏曲舞台艺术层面,这既体现在理论文献的整理上,也体现在对戏曲相关理论的总结中。“十一五”期间,无论是以往偏重文学研究的高等教育系统,还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代表的一直关注戏曲舞台的文化系统研究机构,已在戏曲艺术的本质是舞台艺术方面形成共识,其戏曲理论研究也正是围绕这一方面展开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当代戏曲发展轨迹]、[当代戏曲发展学]、[戏曲表导演论集]、[齐如山剧学研究]、[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杂剧艺术通论]等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成果都体现出这种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革新使得戏曲创作朝着精致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西方戏剧理论的大量引入和借鉴,戏曲理论也体现出戏剧化、精致化的倾向。随着近年来学界逐渐意识到中国戏曲的本质是民间艺术,是一种诗化、写意的舞台艺术,开始在戏曲理论研究中寻找适合戏曲艺术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现出试图扭转戏曲理论研究中的“戏剧化”倾向,逐步向戏曲本体回归。

3.地方戏曲剧种与民间戏曲研究成为新热点。

戏曲剧种与民间戏曲曾是戏曲研究的薄弱环节。随着20世纪80年代在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推动下,戏曲剧种、民间戏曲研究愈益受到重视,学界举行了全国弋阳腔、梆子腔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戏曲剧种与民间戏曲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特别是民间戏曲、地方戏研究成为戏曲研究新的热点,其中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泛深入展开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也根源于学界戏曲研究观念的变化。以往的戏曲史论研究,更多的关注以京剧为代表的全国性大剧种和以昆曲为代表的文人戏曲的角度和层面。随着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许多地方剧种、民间戏曲展现其生存发展的历史、现状创造了条件和契机。2006年“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中国四平腔学术研讨会”、2006年“戏曲保护与区域文化发展论坛”、2007年“地方戏与川昆论坛”、2007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暨学术研讨会”等等,都对戏曲剧种和民间戏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越剧大典]、[中国秦腔]、[广东戏曲简史]、[丝绸之路戏曲研究]、[河南曲剧]、[山西戏曲唱腔体式研究]、[江西弋阳腔戏曲新探]、[东路二人台――从无意识发生到介入式延续]、[扬州戏剧文化史论]等也成为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成果。因此地方戏曲剧种与民间戏曲研究的深入将成为戏曲研究中一个长期而必然的趋势。

4.昆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昆曲自2001年5月18日被列入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倍受社会关注,仅2007年关于昆曲的大规模研讨会就有六次之多,学界日益意识到昆曲等古老剧种对国家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近年来,从昆曲舞台艺术的保护、发展和创新,到昆曲艺术的整理、保护和研究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成果。如作为“十五”戏曲学重要研究成果的[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10种)2003年出版后产生巨大影响。该丛书突破了单纯研究昆曲的局限,以昆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该剧种丰富内涵的阐释,为中国戏曲剧种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特别是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之“文化保护”内容的国家重点课题[昆曲大典]自2004年启动以来,经过五年多近百位学者的共同努力,现已进入审稿出版阶段,成为截至2001年昆曲发展史上规模最大、最系统、最全面的保护、抢救、整理与研究,无疑将大大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十一五”期间还先后出版了“昆曲艺术家传记文献丛书”中侯少奎、岳美缇、李楚池、张继青等昆曲艺术家的传记,延续了50年代对表演艺术家进行艺术总结的经验,用丛书形式汇集了活动在昆曲艺术领域的表演艺术家、研究者等,在其艺术生涯中累积而成的经验和研究,实际上成为对一代昆曲工作者进行的系统的传记文献。此外,“十一五”期间还有[中国昆曲装扮艺术]、[幽兰飘香]、[昆剧锣鼓]、[昆曲之路]、[昆剧舞台美术源流考]、[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古韵悠扬水磨腔]等昆曲研究专著。而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昆曲大典]的延伸,[昆曲口述史]、[昆曲舞台文献整理丛刊]等课题的立项与完成将进一步推动昆曲研究走向深入。

5.少数民族戏剧研究方兴未艾。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少数民族戏剧所独具的民族特色及其原生态的魅力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较之以往学界更侧重于全国性大剧种的关注与研究,并将其当作成熟形态戏曲艺术样式的范本,学界在少数民族戏剧发展与保护问题上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愈益明确了少数民族戏剧作为中华民族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遵循着戏剧艺术总体规律,同时也具有自身特定的时代与艺术特征,由此形成中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多样性,尊重、维护而不要“人为”破坏各地方戏曲剧种特别是少数民族戏剧原生态的艺术样式,已成为学界保护与发展中国戏曲剧种的重要思路之一。“十一五”期间,[中国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史]以及[四川少数民族戏剧]、[中国藏戏史]、[青海藏戏艺术]、[青海黄南藏戏]、[藏戏与歌舞艺术]等重要著作的相继完成或出版,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戏剧没有专史的空白。

6.一批具有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的戏曲文献与戏曲图谱的编辑出版。

“十一五”期间,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历代曲话汇编]、[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共18册)、[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全25册)、[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共20集)、[戏曲文献研究丛稿]、[福建戏曲文献研究]等;戏曲图谱方面则有[中国戏曲脸谱•秦腔脸谱]、[中国京剧戏衣图谱]、[中国戏曲脸谱•川剧脸谱]、[京剧净角经典脸谱]、[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中英文本)等,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史料和图象资料。

7.木偶戏、皮影戏的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4月14日全国期刊共刊载有关木偶戏研究的论文近300篇;重要专著有[泰顺药发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傀儡演真情]、[民间木偶]等。关于皮影戏的论文则有400余篇,重要专著有[中国皮影艺术史]、[光影岁华]、[冀东皮影戏]、[海宁皮影戏]等,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2001年度项目[中国皮影艺术史]的完成和出版,填补了该领域一直没有系统研究皮影戏发展历史专著的空白,成为我国第一部皮影史专著。此外,木偶戏、皮影戏也逐渐成为许多戏曲学研究专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如[中国古代木偶戏史考述]、[遂昌木偶戏的调查与研究]、[中国传统影戏演出形态研究]、[中国影戏与民俗研究]、[中国影戏的艺术特征及其与姊妹艺术的关系]、[乡民、艺人与仪式剧]等。

(二)话剧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

“十一五”期间,作为中国现代舞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话剧演出日益增多,话剧市场渐趋活跃,话剧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也有新的拓展。

1.着眼于现代史学的发展,话剧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戏剧运动史和戏剧文学史的范畴,而是在不断地丰富资料和更新观念的过程中,开掘和深化话剧史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

已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十一五”规划戏剧研究项目并陆续完成的包括:[文明新戏社团流派研究]将早期文明戏的发生、发展、剧团构成、演出剧目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从而丰富了早期话剧的艺术风貌;[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发展史]则从舞台艺术的演出面貌出发,研究了作为剧场艺术的话剧的发展过程;此外,[文化思潮与中国当代戏剧(1978-2000)],[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我国戏剧产业化研究],[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等,都从不同侧面,开掘了话剧作为综合性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扩展了中国话剧研究的视域,提升了其文化价值。

“十一五”期间,一些新的话剧史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并显示了学术实力:[百年中国话剧图史]以中国话剧近2000幅演出历史图片为基石,搭建了中国话剧百年来的形象画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话剧从稚拙到繁荣的演剧形态的变迁与发展;[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以馆藏话剧图片为基础,对百年来的话剧演出进行了形象化的叙述;[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面面观]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戏剧文化现象、戏剧思想进程、重要的艺术思潮、流派、演出形貌等作了研究与总结。

2.不同国度、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对话与合作,互动与发展,成为包括话剧史在内的戏剧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选题涉及到了以往不曾关注、或因资料不足而忽视的领域。

专著[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从分析西方剧作中的异族人、东方人形象出发,对西方戏剧的东方想象、文化猎奇、殖民叙事、强势话语进行剖析,从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命题做出批判,并提出了“跨文化戏剧”的新的艺术构想;[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以全球华人艺术的视野,系统研究了泰、马、新、印尼、菲等东南亚诸国华语戏曲、话剧及多种表演形式的沿革、形态等,深入揭示了东南亚华语戏剧的整体面貌和内在规律,成为第一部系统、完整研究东南亚华语戏剧的史论专著;[香港话剧史稿]具有在香港戏剧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3.当代戏剧研究的丰富和深入。

[叙事者的舞台――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叙事形式的变革]敏锐捕捉了新时期以来我国话剧舞台创作思维发生的重大观念性转变,指出现代戏剧已经从作品的外部叙述转向文本或主人公内心的内部叙事,带动了话剧舞台表现形式的变革与创新;[新时期戏剧艺术研究]则是一部展示舞台艺术发展风貌、总结新时期以来艺术探索经验得失的学术著作;[北京新时期戏剧史]、[小剧场戏剧论稿]、[中国实验戏剧]等都从当代话剧的舞台面貌出发,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国话剧的生存状态,描述了其基本的发展趋势和运行轨迹,对一些艺术特点也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今后深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4.戏剧理论与批评渐趋深入。

专著[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从理论批评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中国话剧在话语、文体、理念的体系化建构中的不断努力;[中国戏剧论辩](上、下卷)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对中国话剧史上出现的新旧剧论争、国剧运动讨论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和论评;[戏剧与符号]则从戏剧符号学的视角,研究了戏剧舞台的形象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及其美学价值,丰富了中国话剧的理论宝库;译著[戏剧舞台灯光设计]形象地展现了现代舞台美术观念的创新,以及舞台灯光表现手段的新发展。

5.导、表演理论研究以及舞台艺术总结有了可喜的进展。

专著[导演者――从梅宁根岛巴尔巴]对西欧导演流派的形成和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重点介绍,从中阐释了导演艺术的美学追求和发展演变的历程;译著[敞开的门(谈表演和戏剧)]强调戏剧对于人类感觉的独特刺激,指出戏剧应当通过惊讶、刺激、游戏把观众导向真理;[戏剧表导演的中国学派]试图从话剧民族化的审视角度,阐释富有民族气派、现代精神、本土特色的中国话剧导表演艺术的美学特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版了“北京人艺经典戏剧文库”[焦菊隐画传]、[的舞台艺术]、[的舞台艺术]、[的舞台艺术]等,对具有北京人艺风格、富有鲜明艺术特色的舞台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和探讨,这些著作不仅展示了戏剧创造从文本、到排练、到演出的完整过程,而且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6.中外戏剧作品、史料的集纳与出版有了较大的拓展。

2007年适逢中国话剧百年庆典,[百年中国话剧剧作选](共20卷,中国话剧研究会编辑出版)不仅选取了话剧从创始迄今出现的百多部剧作文本,而且涵盖了台港澳的戏剧创作成就;[中国新时期戏剧研究资料]、[叩问中国戏剧命运]等著作的出版,都在一定程度上集纳涵括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扩展了话剧的学术基础;[萨拉•凯恩剧作集]、[迈克•弗雷恩戏剧集]将西方当代戏剧创作的较新成就引入国内,有助于人们了解西方戏剧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取向;[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20世纪德语戏剧的美学特征――以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为例]、[莱辛戏剧七种]等的出版,皆有助于中国戏剧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三)曲艺学科的研究状况总体上成绩较为显著

1.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十部)组成部分的[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于2010年上半年全部编纂完成并出版,具有中国曲艺学科文献资料建设奠基意义,基本摸清了中国曲艺的历史家底,明确记述了中国56个民族的曲艺品种及其分布与形态特征,为开展曲艺的全面深入研究,健全和完善曲艺的学科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具有重要学科建设意义的曲艺类研究项目相继启动或完成。

涵盖“曲艺”学科条目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作为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图书出版,标志着曲艺学科的知识框架在[中国曲艺志]等基础性成果的支撑下获得了全面更新;“十一五”期间一些全国性“曲艺”学科研究项目陆续立项,如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河西曲艺研究]、一般项目[河南曲艺信息资料数据库建设与研究]、[扬州评话史研究]、[东北大鼓艺术流变研究]、文化部项目[相声表演艺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河西宝卷研究]等,将推动曲艺学科的建设。

3.涉及曲艺历史、理论、人物、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中国艺术史论文篇2

1978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重视人才和学术的大气候逐步形成，“文化大革命”中的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极“左”路线得到纠正，美术创作活跃起来，西方现代艺术及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和理论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切都为中国的美术理论研究制造了良好氛围。30年来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成果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本文仅选取美术基本原理的研究和美术学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和外国美术理论研究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述。

一

中国古代画论书论是相当精彩的，进入20世纪，由于“美术”一词输入，画家和理论家开始对美术各部门做综合研究，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基本原理。这方面中国原没有现存的东西参考，于是向日本人借鉴。20，30年代编写的[艺术概论]，[美术概论]就是如此。20世纪前50年仅见黄忏华编写的篇幅不大的一本[美术概论](1927年)。约50年间不再见到[美术概论]一书出版。直到1980年，武汉大学美学家刘纲纪应邀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讲课，才开设[美术概论]课程，讲课内容由邓福星、水天中整理，印行了打印本，后来部分章节在[美术史论]期刊上发表。这本[美术概论]全本至2006年收入刘纲纪[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一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原理，解释美术的特征等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美术概论]。1994年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这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概念明确的美术基本原理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水平。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美术概论教材有较大需求量，梁江出版[美术概论新编]，邓福星近期出版了[美术概论]。他们在章节，体例及观点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美术原理研究方面还在探索中，在框架体例和观点方法等方面还需要更大的突破。

美术学经80年代中期邓福星、张道一先生提出，90年代初被国家列为二级学科，对美术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本人曾主编[美术学研究]丛刊，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期，发刊词[加强美术学学科建设]在[美术观察]1997年发表后曾引起反响。邓福星主编10本套书[美术学文库]，2000年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有丁宁[美术心理学]、孙津[美术批评学]，徐建融[美术人类学]、王菊生[造型艺术原理]、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程明太[美术教育学]、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和李广元[色彩艺术学]。这套丛书对推动美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虽然当初还有学者极力反对“美术学”，但现在已经发展为与音乐学，戏剧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为学界普遍接受。有关美术学学科方面的专著还有张道一主编的[美术鉴赏]，梁江的[美术学探索]、梁玖的[美术学][审艺学]、王林的[美术形态学]、许正龙的[雕塑学]、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董占军[艺术文献学]，孙长初[艺术考古学初论]、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等都为美术学学科建设尽了努力。国家已设立诸多美术学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十分重视美术学人才培养。在研究方面，美术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分支方面的研究有待向纵深发展，另需扩展美术学分支及交叉学科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美术研究亦取得一批成果，袁宝林率先于1998年出版[比较美术教程]。邓福星于2000年主编“中西比较美术丛书”，收录李一[中西美术批评比较]，郭晓川[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廖阳[中西美术题材比较]和李雪梅[中西美术收藏比较]。此外，陈振廉出版了[近代中日艺术事实比较研究]，孔新苗、张萍出版[中西美术比较]，王镛出版[移植与变异――东西艺术交流]和李倍雷出版[中国山水画与欧洲风景画比较研究]等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或中日美术，东西美术进行比较，试图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美术的特征，亦反映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展。在西方比较文学早已是一门成熟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也取得显著成果，而比较美术还是一个崭新的学科，还处于初始阶段，需要不断加以研究，促进其发展。

在美术理论专题研究方面，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位美术学博士生。均选取原始艺术做博士论文，后修订出版。著作有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刘骁纯的[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孙振华的[生命，神祗，时空――雕塑文化论]，这些论著无论从材料、观念和方法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此外，阮荣春主编了[美术学博士文丛]、程大利主编了[美术学博士论丛]，收录近年美术学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展现美术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及其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已故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先生，他在美术理论、艺术美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中国特色美术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搞教条主义，从艺术创作与鉴赏、艺术直觉与体验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不少新的概念与理论，为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刘纲纪编选三卷本[王朝闻文艺论集]出版。80年代以来王朝闻出版[审美心态][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不到顶点][王朝闻学术论著自选集]及22卷[王朝闻文集]。

在专题研究方面曾发生一定影响的著作还有陈醉的[裸体艺术论]、邓福星的[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吴冠中的[东寻西找集]、翟墨的[艺术家的美学]、范景中的[图像与观念]、曹意强的[艺术与历史]、林木的[论文人画]、卢辅圣的[中国文人画通鉴]，毕建勋的[万象之根――中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郑工的[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牛克诚的[色彩的中国绘画]、河清的[现代与后现代]、吕澎的[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朱青生的[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吕品田的[中国民间美术观念]，袁运甫的[有容乃大]、邹文的[美术社会观――当代美术与公共文化]等。翟墨和 王端廷最近主编[艺术东西丛书]，收录12册最新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个性特点，常有独到之处，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部分画家和批评家的有关文章对美术理论建设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如8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冠中发表的[论形式美][论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7]等文，对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解放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在90年表的[笔墨等于零]以及著名画家张仃发表的论辩文章[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也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公共艺术家袁运甫发表的有关壁画和公共艺术学科的论文，对公共艺术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有关批评家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中对美术理论和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所帮助。代表评论集有彭德的[视觉革命]、郎绍君的[重建精英艺术]，水天中的[历史、艺术与人]和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等。

二

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画论这一学科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理论作为借鉴的需要，研究中国传统画论都是重要的课题和任务。20世纪前期和中期，黄宾虹、邓实，于安澜、余绍宋。俞剑华、邓以蛰，滕固，刘海粟，沈叔羊等人在中国画论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又有一批著名美术史论家和美学家进一步对中国画论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果。如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对魏晋南北朝画论的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下册“史籍与鉴评”中关于中国古代绘画著述的研究、杨成寅的[石涛画学]等，这些老专家或者在画论通史方面，或者在专题专篇方面，或者在画论断代史方面做了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果。特别是阮璞教授在[画学丛证][中国画史论辩][画学续证][画学十讲]等专著和文集中，对中国画论画史考证、论辩尤见功力，其[谢赫“六法”原义考][苏轼的文人画观]等，解决画论中的有关重大问题，提出不少新见，对中国画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在中国古代画论和美术史籍整理编纂方面的书籍有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王伯敏，任道斌编[画论集成]，周积寅编[画论辑要]、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以及谢巍在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基础上又增加诸多篇目编著[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卢辅圣主编14卷几千万字的大型书画文献集[中国书画全书]。此外，黄宾虹，邓实在民国时期编辑的多卷本[美术丛书]、俞剑华在60年代编辑的[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也分别再版。这都为古代画论研究奠定了文献资料基础。

在画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有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张安治[中国画与画论]，薛永年[书画史论丛稿]，袁有根[“历代名画记”研究]、韦宾[唐代画论辩释]、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邵宏[衍义的“气韵”]、钟跃英[气韵论]、张强[中国画论系统论]、贺万里[鹤鸣九天――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画功能论]，张建军[中国画论史]等，这些专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中国画论的研究。

在绘画美学史和思想史及批评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可喜成果。代表著作有郭因[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史]，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樊波[中国绘画美学史纲]、刘墨[中国美学与中国画论]，温肇桐[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李一[中国古代美术批评史纲]，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林木[明清文人画思潮]，以及刘道广[中国艺术思想史]，杭间[中国工艺美术思想史]、张燕[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等。这些著作较系统地梳理和较深人地研究中国绘画思想，美术思想、批评理论以及断代美术思潮史或美术理论史，对中国美术理论史学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要概述中老年学者在中国美术理论史和画论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目前有不少艺术学和美术学的博士生与博士后作博士论文与研究报告注重选择中国画论和画学断代史与专题进行研究，补充研究队伍和新生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持续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必需的。此外，除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研究，还要考虑在此基础上将古代画学思想进行现代转换，力求创建新的中国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体系，观念与流派。这是今后学者们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在翻译介绍和研究西方艺术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后来的几十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对西方艺术及其理论基本拒之门外。80年代初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成果和理论再一次涌进中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李泽厚主编的大型[美学译丛]，将西方美学名著包括沃林格尔的[抽象与移情]和沃尔夫林的[美术史原理](中译名[艺术风格学])等30多部著作译成中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单位分别出版。译介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也成为热潮，使之成为近30年中国美术理论的一大景观。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的建设和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均起到较大作用，他曾担任[美术]杂志主编、现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对组织美术理论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的[论古代艺术]，主编“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在国内最早出版[西方现代派美术浅谈]，系列论文[美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评述][达达主义与美术][再谈超现实主义美术][从新艺术运动到包豪斯]等，对西方现代艺术和思潮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专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在艺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学者范景中在80年代就开始系统翻译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等，在中国掀起一股“贡布里希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曹意强译巴克森德尔[意图的模式]，潘耀昌译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古典艺术](与陈平台译)、埃尔金斯[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和希尔特勃兰特[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陈平译李格尔[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刘景联等及邵宏分别译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张坚，周刚译沃林格尔[哥特形式论]，傅志强译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易英译迈克尔・霍丽[潘诺夫斯基与美术史基础]，李政文，魏达海，罗世平译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康定斯基论点线面]，朱伯雄和曹剑译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迟轲译文杜里的[西方艺术批评史]，还主编翻译[西方美术理 论文选]，范景中主编翻译[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此外，常宁生和王端廷也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史论著作。一批在西方近现生影响的重要美术史学和美术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中国读者面前，其观念和方法对中国的美术史论研究者产生较大影响。在美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邵太箴、佟景韩、迟轲、朱伯雄、杨成寅，范景中，曹意强，潘耀昌、陈平，张坚，易英、王端廷、常宁生，邵宏等人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系统地组织了有关翻译著作的出版。

在对西方美术史理论研究中取得一批成果。如曹意强[哈斯克尔的史学成就和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艺术与历史]、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郭晓川[西方美术史研究评述]，邵宏[美术史的观念][艺术史的意义]，耿幼壮[破碎的痕迹――重读西方艺术史]，范景中和曹意强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丛刊，作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西方近现代艺术史学观念与方法来探索艺术史理论，这是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现象。在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中，出版的研究成果有陈平的[李格尔与艺术科学]，张坚的[视觉形式的生命]、王端廷[静沐西风――西方艺术论说]，常宁生[穿越时空――艺术史与艺术教育]，吴甲丰[论西方写实绘画]，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李行远[看与思――解读西方艺术图像]等。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可喜的看到，在对西方艺术理论介绍的同时，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如陈平对李格尔的个案研究，张坚对西方近现代视觉艺术形式理论的研究、丁宁对艺术史哲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深度。

中国艺术史论文篇3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应用艺术；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自从国家专业目录的一级学科“艺术学”下增设二级学科“艺术学”以来，“艺术学”在全国大学院系、研究所发展甚快，至今又有“艺术学”升格为“门”的要求，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和同是二级学科的“美术学”、“音乐学”等都将升格为一级学科。据报道，在“艺术学门”之下，并列的一级学科将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广播影视学”等五个一级学科。那么，“艺术学理论”的语意是什么?“艺术学理论”下的二级学科又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作为学术问题，应当允许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本文所述，就是作者个人一管之见。

一、“艺术学理论”的“名”

俗云：“名”是“实”的影子。“艺术学理论”的“理论”一词，在“名”的概念上框定了该学科是“纯”理论。这里产生两个由“名”引起的逻辑问题。

一个是：学科上的“理论”是和“史”对应并列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是“以史出论”、“以史带论”，和今天的现代学术研究要求相类。过去几十年前在向苏联学习阶段的“以论带史”的方式方法已基本不再强调了。所以，一旦设立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名”，逻辑上就排除了“艺术史”的成份；如果在“艺术学理论”“名”下的二级学科中再设定“艺术史”，很明显，就混淆了“史”和“论”的学术范畴的区别，在学理逻辑上难以自圆。

另一个是对“理论”的理解。

众所周知，艺术离不开技艺、技术。

“理论”原本有“技术”、“技艺”层面的理论，还有“概念”、“逻辑”层面的理论，仅仅从“艺术学理论”的“名”来讲，“艺术学理论”应该涵盖上述两方面内容。但是，“艺术”不是抽象的，一旦牵涉到“技术”、“技艺”，就必然具体落实到某项艺术实践，如绘画、书法、昆曲、京剧、电影、电视等其它一级学科范畴内，艺术实践在学科上的归属性十分明确，上述艺术实践分别属“美术与设计学”、“戏剧戏曲学”、“广播影视学”，等等。更要紧的是即使“艺术学理论”是“概念”、“逻辑”层面的内容，一旦“理论”起来，也是要具体落实到绘画、戏剧、电影等其它一级学科范畴内。而且，在绘画、戏剧、电影等一级学科范畴内原本也都各有自己“概念”的、“逻辑”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学”的“名”有点与“实”相错位了。即以“艺术批评”为例，试翻去年和今年出版的一些“艺术学”刊物，很多目录中“艺术批评”栏的论文其实可以分属“电影评论”、“美术评论”、“戏剧评论”，在学科归属上就是“美术学”、“戏剧学”、“影视学”的“名”下。

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虽有其“名”，但更重要的是“循名责实”的“实”是什么?“实”如果可以“游离”到其它学科，不具有“唯一”性的明确，就必然使“艺术学理论”作为独立的学科研究范畴难以成立。以致有论者以“模糊性”一语而蔽之，如此一来，“艺术学理论”的“名”就很容易陷入一个似有还无，似无又有的状态。

作为学术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从“名”的逻辑方面说，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不如“艺术学史论”的“名”更为妥贴一些。所谓“妥贴”，就是此“名”与其“实”的关系可以相安。

二、“艺术学史论”的“实”

有论者认为支撑的二级学科是：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

回想起最早设立“艺术学”二级学科时候，作为学科支撑的三个方向是：艺术史、艺术原理、艺术美学。

比较一下就知道区别在于“艺术原理”和“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三个“名”的不同。

艺术原理是艺术的本质研究，如易中天在[艺术：情感与形式]中说：“艺术学，作为一门严密的学科，首先应该给艺术的本质定义做出一个较为精准的解答，从而形成自已的‘第一原理’，进而逻辑地推演出一切艺术现象和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

虽然易中天先生自己没有在“第一原理”方面做进一步探讨，但他提出“严密的学科”的条件，即对“艺术本质”的“第一原理”必须有所成果是正当的。而一切艺术理论，包括艺术批评，根本上都是对“艺术原理”的运用。从这一点说，最早的“艺术原理”之“名”确有很好的学术研究方向的包容度。

而艺术美学则立足于“艺术”基础上的“美学价值”的思考。至今我们只看到丹纳的[艺术哲学]，是立足于欧洲的艺术实践，是欧洲美术实践基础上的美学思考。

中国艺术完全不同于欧洲艺术，这一点无人怀疑，那么，中国艺术美学当然不等同于丹纳的思考，于是有“艺术美学”的研究必要。

艺术史的“名”，说起来很容易，至今名为“中国艺术史”的著作在出版社书库、书店都有物可睹。但翻开看看，其实是“美术史”、“音乐史”等艺术实践门类“历史”的“集印本”，可见在事实上“艺术史”还是在“掠他人之美”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无法把“美术”、“音乐”、“戏剧”等一级学科内容从“艺术学”中剥离，于是有集中汇编的现象。

对如何展开“艺术史”的“实”的研究，我的看法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艺术史”阶段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艺术”的分析、归纳；第二个方面是对“艺术史”整体发展中各“领先”地位相互影响、派生的逻辑关系的思考。为便于讨论，现略加申论。

不论哪一个方面的“实”的研究。都要承认“文学”――“诗词、小说、散文”都是“艺术”，事实上，这些也确是“艺术”(这里不牵涉到“学科目录”上的“文学”分类，那是一个有历史渊源，有人为因素的结果，也不是学术讨论的问题)。

从第一个方面说，“艺术”包含有很多不同表现形式的技艺：画、书、唱、弹……也由此分别出“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等种种不同的艺术实践。“艺术史”不是要把各个历史时段的“美术”、“音乐”……诸实践状况罗列出来，而是寻找出最能代表这一历史时段“艺术成就”的某一项或某两项艺术实践。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项具体的艺术实践(此时必然会落实到某一级学科中)中分析归纳出其实践层面之上的“独特性”，因为这种“独特性”既是具体的一级学科的“独特性”，但在整个“艺术史”上看，已具有引领“潮流”的要素，成为艺术史上某一个阶段的“代表”。

艺术史的标准不是要求某艺术为我们今天提供什么，而是要求为它的前代提供了什么新东西。

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各门艺术，在技艺上、思想上都不可能齐头并进，总是互有参差，有前有后，是一种“滚动式”的发展，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就在于展现出“滚动式”发展关系中，“领先”地位的艺术是哪一门、哪一项：为它的前代提供了什么新东西。显然，寻求、分析、类比、归纳各历史时段的“新东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第二个方面说，“艺术史”要解决“为什么”会发生上述艺术实践的彼此消长现象。换言之，解决艺术史中各项艺术门类、项目的互相影响、派生的逻辑关系。

有的[中国艺术史]编著者已经认识到要“按艺术自身规律的发展”进行分阶段的论述，他们分期的理由是：

最确切的分期法，应该是远古、三代为艺术的发生期，春秋战国、秦汉为艺术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为艺术的成熟期，其中的门类艺术先后达到顶峰，明、清为古典艺术的终结期，并孕育着近代艺术。

虽然如此，最后仍然因为：

但我们的读者已习惯于历史博物馆的分期法，为求简明，也为求适应，我们姑且将艺术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大时期，然后按朝代分章描述。

由此可见，艺术史的分期最后仍然落实到“通史”的模本才能进行，艺术自身的规律哪里能指望说清楚呢?

其实，艺术分期的研究，最早从外国学者开始，而后带动一批中国学者介入其事。只是这方面研究没有真正进行下去罢了。

如上述，“艺术史”研究必须承认“诗词小说”都是“艺术”，也因此承认历代“诗话”(中国独有的表达艺术思想的文体)是“艺术文献”。

那么，中国艺术史的逻辑演进关系，粗线条的勾勒，应该是：

首先是题材内容必在中国特有的“以血统为纽带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伦理观念”制约之下，即使是宗教的思想和精神产生后，仍然是在“宗法伦理道德观念”框架下，才能对艺术产生影响。

而最早的宗法思想、宗法意识下的伦理道德观念总是先在“诗艺术”中反映出它的“艺术情趣”、“艺术追求”，后来再扩及到绘画、书法、雕塑等美术的、音乐的表现艺术领域。

唐人传奇、小说的流行，反映的也是当时最早最典型的社会艺术欣赏倾向，但在当时，这些倾向对美术、音乐的艺术情趣没有多少影响。到宋元戏曲和明清通俗小说盛行，加上雕版工艺的条件，美术中的绘画、雕刻在题材、造型上就大受其制约。罗列明清两代的木版画，可以清楚看出，时代越往后，戏剧艺术对美术创作的影响越大。尤其是清代，建筑中的砖雕、石雕、木雕，以及年画、木版插图、中堂，都直接取材于戏剧，并按照戏剧演出的格局加以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小说传奇、戏剧艺术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上述宗法意识的传播，更快、更有效地强化、改变了建筑、绘画、雕塑的艺术风格。

在这些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促成的关系中，它们之间也渐渐形成了某种共通的东西，这种“共通的东西”，是一种艺术“共性”，也是构成中国不同门类艺术间都具有的某种“纽带”。有了这种“纽带”，就具有了“中国艺术”的“情韵”，就成为“中国艺术”中的“一员”。

这种“纽带”是什么呢?

可以从艺术表现的原则上加以归纳，也可以从艺术鉴赏的要素上加以总结。前者偏于技巧性的分辨，后者偏于精神性的感悟。也都是艺术史要探索的重点。

技巧性的分辨，不是指具体的“技巧”本身，而主要是指“技巧”的属性。譬如说，美术中的绘画和戏剧表演，绘画中的“寓意”表现极常见，以“水墨”、“彩墨”技巧表现“四君子”、“岁寒三友”，以至“八骏”、“耄耋”、“五福捧寿”、“高山流水”……都是“标号”式、“象征”式的艺术手法；相类的则是戏剧中的“脸谱”、“说念唱做打”中的“做打”，也都是“标号”、“象征”的艺术手法。

这两种手法在性质上同类。

精神性的感悟，更可在诗与画中得到相类的归纳。俗云“画中有诗”和“诗中有画”，已经点明了两者有所“共性”。这些“共性”之所以存在，需要进一步深究到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有论者认为中国艺术着重的是“参与性”，“结果”怎么样倒在其次。而欣赏者观赏艺术，要的也是“参与性”，于是中国艺术就出现重“行为过程”，轻“心理反映”的倾向。看[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行为过程”的描写；看中国画，传统上称作“读画”，当然只有把自已放在“画”的“环境”中，才能完成“读”的过程。

以上都是大而化之的一说，更深入的探讨和验证，还有待未来。

以前笔者曾就艺术自身技艺表现的形式发展加以探讨，提出一个从“工艺”转向“绘”、“刻”，从“工笔”转向“写意”的问题，认为这就是艺术门类“派生”现象。当“绘画”技艺提升，影响力增大，也出现“反哺”的现象：如宋代绘画成就突出，就影响到工艺的发展，花鸟画、山水画都成了“缂丝”的“蓝本”；元之后，连“髹漆”也大受绘画影响了。

这些“派生”、“反哺”的关系确是一种逻辑的关系，它不是随意发生的，而自有它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这类逻辑关系的研究局限在“美术”的圈子内。所以我称之为“美术的逻辑发展”，落实到“美术学”中“美术史…‘逻辑关系”研究范畴，和“艺术史”的“逻辑关系”研究有差异。

三、“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研究”

综而言之，学理上“理论”之“名”和“史”之“名”是并列关系，“理论艺术学”之“理论”不能涵盖、包括“艺术史”。所以在“理论艺术学”之下列出“艺术史”，是逻辑之“名不顺”。不若传统上的“艺术史论”基本概念之“名”的“名实相称”。

从学科目录角度说，“艺术学”升为“门”，一级学科的“艺术学”可以仍旧是“艺术学”支撑的二级学科，如上述，可以是“艺术史研究”、“艺术理论研究”、“应用艺术学研究”。

个人认为这符合“艺术学”和“艺术”现实的对应关系。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社会活动，可见“艺术学”研究对象的体量极为丰富。

但是，艺术的体量不论有多大、多丰富，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满足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欣赏为主的“艺术”，如诗、画、雕刻、书法、音乐、戏剧、影视；另一类属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并且旨在提升人的生活品质的“艺术”，这就是“设计艺术”。如果把前者的整体研究归之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范畴，那么后者就可以相对地称之为“应用艺术学研究”。

“应用艺术学研究”的范畴包括“设计艺术”和“艺术产业”的整体研究。以“设计艺术”为例，过去的20世纪是公认的“设计时代”，这个时代的众多设计是伴随、顺应着材料科学及加工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同时也造就、反映了社会不同消费人群的生活需求、生活理念，这些需求、理念的“外化”是“艺术欣赏倾向”。

同时，资本的介入也产生正反相悖的效应。正向的效应是推动了设计艺术涉及的生活领域更广更细致；悖向的效应是引发了人自身更多的贪欲，使“艺术设计”的“提升普通人生活品质”目标“异化”。

所以，“应用艺术研究”不以具体的单项的“产品设计”、“景观设计”为研究重点，重点是剖析“艺术设计”历史、社会的“横断面”，进行“一叶知秋”的研究。它的意义在于提示和警醒“设计艺术”及“资本运作”中的自我反省。

显然，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待开发领域。

“艺术产业”是另一个有难度待开发领域。

“艺术产业”本身并不是“艺术”，是以“艺术”为主体的“产业”运作。它牵涉到“作者”、“艺术(不论是美术、音乐，或戏剧、影视、小说、诗歌，等等)”和“市场”三个方面的协调。毋庸置疑，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市场”。目前中国的“艺术产业”亟待开发，已有的“艺术产业”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和国外发达国家“艺术产业”相比，距离甚大，这也说明了“艺术产业”在研究方面的紧迫性。

综上述，“应用艺术研究”就因为它自身的容量极大，渗入到社会的“衣食住行用”的各层面；也因为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而显出需要的迫切性超过上述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更因为这种整合性研究已非“设计学”本身能容纳，它须借助更多的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归纳研究，从“社会”、“人”的大艺术欣赏背景开始，归结到“社会”、“人”的艺术价值取向的评判，争取起到增加“利导”，减少“误导”的社会效应。也因此应该在“艺术史”、“艺术理论”之外，独立成为一门二级学科。

当然，不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艺术学学科目录如何修定，艺术本身不会停滞不动。俗云“生活是长青的”，艺术实践也是“长青”的，它不会依照人为的“目录修定”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只会用自己的发展实践去检验“目录”的得失。

参考文献：

[1]刘道广，艺术学：莫后退[J]，艺术百家，2007，(01)：102―105，

[2]刘道广，莫兜圈，艺术学[J]，艺术百家，2009，(04)：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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