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相伴论文网 2023-08-25 12:43
医学史论文篇1
中医药政策研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人类健康与世界文明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事业在新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和起伏。中医药政策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研究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对于提高政策水平，制定科学高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发现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来促进中医药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学界应着眼于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对政策制定的规律进行更加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政策水平，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上。
参考文献：
医学史论文篇2
关键词： 科学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 内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di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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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论文篇3
筚路蓝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初步开展
竺可桢是开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竺可桢共留下了90多篇科技史方面的论文、讲稿和信件。其中学术论文有30多篇，有不少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在现存的近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中，关于科技史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
1913年，已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竺可桢考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气象学。在哈佛大学，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教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7年，竺可桢再次赴美，特地拜访了萨顿。萨顿对竺可桢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非常清楚，还请他为科学史国际权威刊物ISIS撰写学术评论）。1915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竺可桢积极参加科学社的活动，为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撰写了大量科技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科学史关系密切。他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朝鲜古代之测雨器]发表在[科学]1916年第5期，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古谚今日观]、[微苏维火山之历史]、[中外茶叶略史]、[四川自流井盐矿]等文章。这些早期的科技史文章大多是科普文章，或与地理学、气象学相关。
1918年归国后，竺可桢主要从事地理学和气象学的研究与教学，同时他依然坚持开展科技史研究。他在[科学]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空中航空之历史]、[阴历阳历优劣异同论]、[气象学发达之历史]、[二童争日解]、[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改良阳历之商榷]、[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祈雨禁屠与旱灾]、[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天气和人生]、[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诸多科技史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竺可桢的科技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系统地研究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等方面成就的论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也是早期比较全面地研究明末大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贡献的重要论文，[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则堪称“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历史上之旱灾]等文章中则表现出作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特别可贵的是，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近代科学与发明]、[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多篇文章中，竺可桢还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繁重的校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的科技史研究依然没有间断。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科学与革命]、[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等多篇科技史方面的文章。其中[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1944年作于遵义，正是浙大西迁办学的艰苦时期。竺可桢其时深感中国学者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他说：
近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于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争论颇为热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而国人对于此问题，反瞢然若无所指，宛若二十世纪初叶，日俄以东三省为战场，而我反袖手旁观也。（[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91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他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引以为耻，有所作为。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花了一年时间对十十八宿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最后给出结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继而传到印度，之后再传到其他地区。这篇文章基本终结了关于二十八宿起源一百多年的争论，改变了“中国有资料而无研究”的尴尬局面。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大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竺可桢、钱宝琛、章用、谭其骧、方豪、刘操南、张荫麟、张其昀、陈立等一批著名学者在天文学史、数学史、地理学史、中西科学交流史和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4年，著名生物化学家、后来以中国科技史研究闻名于世的李约瑟两次访问浙大。对于浙大在艰苦条件下取得大批一流的研究成果，他十分钦佩，发出了“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赞叹。竺可桢和钱宝琮、王Q等浙大学者在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印象。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在宣读李约瑟的贺词时，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和王Q三位。何丙郁还在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Q、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是竺可桢1945年的一份演讲稿。类似的问题李约瑟曾正式提出过，由于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大影响，这一问题被大家称为“李约瑟难题”。其实在李约瑟之前，一些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相关问题。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陈立、钱宝琮等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维特福格尔等欧洲学者的观点。他自己认为：“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今天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已大大深入，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个伪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当年的讨论没有价值。竺可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研究思路表明他在那个时代就开始重视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注更为复杂的科学文化史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有竺可桢等一批前辈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才逐渐有了生气。
继往开来：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建制化和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竺可桢全集]第1卷前言第22页）在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体制化的过程中，竺可桢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新中国科技史事业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和科学事业的领导者，竺可桢在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科技史研究组织，使科技史事业走向建制化。1951年1月，竺可桢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李四光谈及科技史研究的组织问题，开始筹划成立中国科学史编辑委员会以及出版[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等事宜。1952年底，竺可桢与吴有训、陶孟和两位中科院副院长再次讨论中国科学史研究问题。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竺可桢担任主任委员，物理学家叶企孙和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副主任委员。1955和1956年，在竺可桢的努力下，科学史家钱宝琮、李俨、严敦杰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科学史研究。
1956年，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席泽宗等起草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中的科学史部分，从而正式确立了科学史在国家学科布局中的正式地位。同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
同年9月，竺可桢率团（成员还有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和著名机械学家、机械史家刘仙洲）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中国为国际科学史组织的成员，从此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竺可桢在会上宣读的是英文论文[二十八宿的起源]，这篇论文以他1944年的论文为基础，融入了他此后十多年新的思考。
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天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在北京孚王府正式挂牌成立，在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办公。1958年4月，[科学史集刊]创刊，成为展示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竺可桢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词。从此，中国有了正式的科技史研究专业机构，有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中国的科技史事业开始迈入体制化的新阶段！
为了纪念竺可桢对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巨大贡献，从2001年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别设立“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不定期地邀请国际一流的科学史家前来主持讲席。此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与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合作，设立“竺可桢科学史奖”，每三年一届，评选在东亚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并给予奖励。
说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化，还必须再次提到痴心中国科技史研究数十载的李约瑟。早在1944年李约瑟访问浙大时，竺可桢与李约瑟便开始了结缘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长达30年的情缘。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后，竺可桢利用各种机会为李约瑟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海运至剑桥大学赠与李约瑟。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访华，与竺可桢的情谊更加深厚。1961年10月，竺可桢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英国皇家学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组织的欢迎会上，李约瑟在结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讲演时，用不太标准的汉语由衷地表达他对竺可桢及中国同行的深情厚谊：
请允许我以张衡、一行、郭守敬及贵宾们自己的语言再说几句。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我们很荣幸，能同你们一道纪念你们伟大国家的天文学先辈们，我们对他们无限崇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化对人类宇宙知识的贡献一定会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尊重。
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科技史研究的价值
竺可桢对他最初研究科技史的想法并没有专门作过说明。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早期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1.在哈佛大学受到萨顿的影响;2.出于宣传科学的需要撰写科普性质的科技史文章;3.为了完善和补充自己的专业研究而撰写地理学史和气象学史的文章。
在1918年回国之后，他在科技史方面的工作涉及面更广，研究也更为深入。从他所发表的科技史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他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和挖掘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料，研究古代的科技人物，并且越来越多地探讨一些科学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他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写道：
中国一般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近代文化，完全由科学而产生的，所以中国只要把西洋的科学搬到中国来，中国的社会就可以近代化了。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倒是西洋近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近世科学。这几句话实是我国提倡科学的人应该要牢记在心上的。科学好比是树上的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周环境。一定要气候湿润，土壤膏腴，树木方能根深蒂固，枝叶繁茂，一到阳春，便能花朵怒放。（[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567页）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关于科技史研究的思考越来越成熟。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既有对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的整理和挖掘，也有对西方近代著名科学家的介绍和讨论，而且，他在多篇文章中还探讨了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当时颇有一些人认为：要尽快发展科学技术，应该紧跟国际前沿，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在故纸堆中找问题只能是南辕北辙。竺可桢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认为科学有积累性，整理和研究科学的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科学。关于科技史研究的价值，他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是“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和“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此外，他还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科技史研究可以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清末以来，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欺辱，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人轻视。竺可桢认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中国学者应该“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也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
第二，竺可桢特别强调科技史研究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他举了一些现实的例子来说明科技史研究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如重大工程的选址需要考虑地震的烈度，这就必须搜集、整理和研究历史上的地震资料。此外，在中医药和农业等方面，当时也有众多的成功案例。他还举例说明科技史料的整理有时有助于推进现代科学理论的研究：如对历史上超新星爆发的史料的整理推进了现代关于射电源的研究。（竺可桢当年把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的任务交给了席泽宗，于是有了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席泽宗先生后来也因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第三，竺可桢认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国外的科学史，乃至于世界科学史，因此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第四，科技史具有教育和宣传的功能，通过讲述科技史的方式进行科普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点竺可桢虽然没有专门撰文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他最初写科技史文章起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他的科技史文章中有很多都是高水平的科普文章。
第五，“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功能，科技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研究科技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总结科学发展的特点，探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竺可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史研究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他多次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不能产生科学”，正是为了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才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他的许多文章，如[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科学与革命]、[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科学与世界和平]等，都是结合科技史来讨论科技与社会诸因素的互动。
在以上五点中，竺可桢最为重视的应该是第二点和第五点，即“古为今用”和“以史为鉴”。也正因为竺可桢具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认识，才使他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做出了伟大的成绩。
在竺可桢“古为今用”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研究值得特别强调，他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精力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陆续发表的主要相关文章有：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2）。1966年，他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论文（英文稿），后来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中文稿最初刊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1973年再刊于[气象科技资料]和[中国科学]，缩写稿1973年6月19日刊于[人民日报]。
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在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时写了[竺老开创历史气候研究的慧眼与卓识]一文，对竺老这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
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我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飞快发展，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伟大！
致谢：本文得到了浙江大学校史研究项目的支持。文章的写作从浙江大学何亚平教授处受益良多。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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