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篇1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50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住宅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50年来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括的途述。

（一）

1978年以前的近30年，尤其是“”前的17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109年，而距清王朝的覆灭更是仅有38年。3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之事。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一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的往事(1)。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2)。对于这些“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3)。

1949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同年9月30日，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5)！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8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1、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

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本世纪20年代末所提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2、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6)”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部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组建的。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一套资料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11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写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晚清政治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是著名的学者。50年代所编成的10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9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编者编辑这部书的动机。第5种[洋务运动]于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它之所以最后编成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

1O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这l0种资料，可以归纳为“事件”。有关资料的“序言”或“叙例”中对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资料的编选者——首先是研究者，经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见解，它们实际上是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晚清政治史中相关事件的一种已成共识的经典性表述(8)：

1、关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2、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3、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朝廷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朝廷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朝廷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军火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朝廷，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朝廷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4、关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阅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5、关于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乘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6、关于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7、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8、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9)。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10）。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1)。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之前，?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4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年），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4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2)。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3)。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分类统计，可以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色彩日益加重，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4)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成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兴办实业的活动。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前的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年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本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干“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5)。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册，1978年出版，第2、3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搞]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6)。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7)”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他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8)，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9)。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厂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也受到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2卷（从甲午战后到）。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集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国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中，“”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施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大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以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跟学术界与国外及台湾地区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1[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年）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上表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略呈上升趋势：1966年“”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10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10年，计发表135篇。

其次，各专题篇目数量变化明显。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1/4强）。

：热?冷?热，除“”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1/9）。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前居于第二（但只占1/5），上升为第一位（近2/5）。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多三少”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上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应该说．这些部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认为不但太平天国、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同，“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0)”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注释：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1)张元济：[戊戌的回忆]，[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

(2)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4)：[论人民民主]，[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358页。

(5)：[人民英雄水垂不朽]，[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4页。

(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5页。

(8)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9)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成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

(11)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

(13)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徐立亭，熊炜编：[中过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

(16)胡绳：[从鸭片战争到]“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第116?117页。

(18)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198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19)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四环节教学法;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

中国近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面对于目前的社会变革，放眼今后的人才需求，该课程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显得陈旧。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们开始着手对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做了探索，把传授知识、提高能力、培养品德作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应遵循四环节教学法，从教学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入手，进行彻底深入的改革，使历史学本科生真正从一味接受知识转向研究型的学习状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所谓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学以“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个环节为基本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教学的核心目的，一改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法，注重运用多元化教学理论，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恰当处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关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潜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能力。而学生能力包括摄取知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培养学生摄取知识是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基础;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则是培养学生摄取知识能力的最终目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摄取知识能力向运用知识能力过渡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层次，不注重这个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则是原地跑步，难以见效，而在培养这三种能力的过程中，应贯穿一根主线，即创新教育。故应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拙文拟从四环节教学过程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成效。

一、阅读环节――摄取知识能力的培养

阅读环节即是本科生所应具备的基本学习能力之一。阅读环节旨在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形成好读书、读好书的氛围，培养学生浓厚的读书兴趣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摄取知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进行各科学习和走向社会后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不可缺的基本能力。所以应高度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即做到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其具有自主性、探究性、开放性、实践性、综合性，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学习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学习者地位的变化。学习者由传统教学中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探求者。学习成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过程。而这恰恰是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因为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来看，学生有探究和创造的潜能，研究性学习本身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机和强烈的求知欲，而且由于研究性学习过程依赖于学生主体的信息加工，因而研究性学习重视运用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策略，尊重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学习不仅在于获得问题解决的结果，更注重学习创造性以及主体性人格培养，而这才是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目的，所以研究性学习真正体现了主体性的主旨。

在阅读环节中，具体应该做到：一是向学生介绍阅读书目，其中强调必读书目。在“导言”部分讲授“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介绍”。在讲授每个专题前，围绕所讲问题给学生介绍参考书目与论文，便于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书籍和了解学术动态;二是要求学生在一段时间范围内读一本专业书。要求学生到校图书馆借一本专业书，再由学习委员把学生借阅的书目汇总，教师根据书目随时与学生沟通交流，以达到了解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学生在阅读之后，还应写读后感，以保证自学质量;三是要求学生读专业学术论文，并做好读书笔记，以便更好地了解某些问题的学术动态。在讲到近代史上的每一章或某一大问题时，应该提前告知学生去查阅与搜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动态。然后在课堂上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即让学生介绍研究成果与动态。比如在学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章时，可将内容归结为几个专题，并让学生查阅总结研究成果与动态，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政权性质、评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或者作对洪秀全、杨秀清等历史人物的述评等。在讲之前先请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并将发言者给予评价分析，侧重于鼓励性的评价，并将其观点记录在案，作为讨论成绩记入成绩册，使学生重视这一重要的步骤。做到把学生的主体性贯彻到研究性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之通过阅读环节的学习进行自主探究，真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进一步从学习型向研究型学习发展转变。

二、讲授环节――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更新

无论是传统教学模式还是教学改革后的中国近代史教学，讲授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讲授环节旨在传授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专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研究兴趣与能力。在讲授环节中，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改进与更新。

（一）调整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内容应该把握两个标准，一是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二是与中学历史知识的衔接，避免与课本内容的重复。在这两个标准下整合原有的课程内容。“近代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1）根据这两条线索，可将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列为两大专题：一是“资本主义侵华史”;二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史”。前者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后者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等。这样就把分散在各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集中起来讲授，从而使学生对这两大问题有整体印象和全面认识。

除此以外，还可采用若干专题的形式来调整教学内容。如可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列为近代政治与外交、近代经济、近代文化与社会等专题来做讨论与讲授的题材。近代政治有清末新政、晚清政治体制的变化、民国政治体制的创建等;近代外交包括新型的外交格局的形成、租界、华侨等问题;近代经济包括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近代农业等;近代文化侧重讲“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等内容;近代社会主要讲社会变迁、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等。上述内容，既是对课本中分散在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的整合，又是对以上内容的提炼与深化。

（二）改进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合理的教学内容必须仰仗于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使教学内容真正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在教与学这一互动的教育活动中，首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就必须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这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所以，是课程改革的关键。笔者认为更新教学方法应把握以下三点：

1.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长期以来形成的“专才教育观”、“知识质量观”以及单纯传授知识的教学观等，难以全面适应素质教育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要。教师应扬弃传统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历史学科实施创新教育，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科优势。历史学陈述的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教程的每一个阶梯都包含着不同质的量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创新史。近代史教材中可供挖掘的创新教育素材很多，例如一批批仁人志士不停地介绍西方新理论、学习西方新技术、引进西方新制度，这些内容对学生创新个性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们自强不息、不断求新的精神，也会转化为学生的创新动力。

2.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与欧美等国家的学校相比，我国传统教学风格是程式化、刻板化的，强调教师教学要“忠于教材”。因此，教师不敢把有争议的问题拿到学生面前，也不将史学研究新观点、新成果介绍给学生，久而久之，养成学生唯书、唯师的心态，不敢怀疑传统、不敢怀疑书本，不敢挑战权威。这种教学模式无疑难以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营造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和自主探索、大胆创新的心理氛围。

3.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笔者认为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设计教学内容、组织课堂教学较为合理适用。一是重点问题专题式讲授法。历史学科的内容不象哲学那样具体、抽象，也不像数理化那样有许多概念、原理，而历史教材是用平实的语言叙述的，丰富生动而易于理解。鉴此，中学课本中已经讲过的内容尽可能不要重复，尤其对一些事件过程的描述，让学生自己阅读、消化，而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述新增内容和重点问题上，如在讲授两次鸦片战争时，重点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讲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着重讲授维新派的群体特征和维新变法理论。对某些问题还打破了课本章节的顺序，作专题式讲授，如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课本中一般在“洋务运动”一章讲，但由于民族资本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就与近代史同步发展，可以把民族资本的产生、发展及特点一次性完整地介绍给学生。重点问题专题讲授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和深入了解。二是争议问题学术式讲授法。中国近代史有争议的问题颇多，研究也空前活跃，近些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设计讲授内容时，及时把这些学术信息带到课堂，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予以介绍。在讲授第一讲“导言”时，专题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包括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的领域、新课题;在讲授“太平天国”时，介绍史学界对杨秀清、李秀成等人评价的观点;在讲授义和团运动时，介绍学术界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和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的观点。这种学术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讨论环节――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培养

讨论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训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在学生获得和驾驭知识的各种能力中，其核心部分是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如果学生只是刻板地按照教材内容和教师讲授去进行思考，缺乏任何创新意识。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思维的依赖性和懒惰性，必将导致思维的死板与僵化，正如古人说的“尽信书，弗如不读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应侧重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采用设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时，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情景。如在讲述“辛亥革命”时，引导学生思考“袁世凯窃权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在讲授“北洋军阀统治”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趋向”，这些问题既像子课本，又超越课本，引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与动机，培养了学生勤思、善思的学习习惯和质疑与创新的意识。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孔子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对于某些重要问题让学生先思考、先发言，待到学生都开动脑筋了，再讲述总结。如在学习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历史事件――天京变乱时，应将重点放在分析天京变乱的原因上，鼓励学生思考发言，相互争论，再抓住时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既激发了学生思维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三是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能让学生解答的问题尽量由学生解答。有些问题则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如“边疆危机”等问题可提前告诉学生准备后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上台讲授，发表自己的见解，锻炼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四、写作环节――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

写作环节是教学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讲授、讨论三环节的总结、延伸与拓展，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完成论文的写作，旨在检验前三环节的效果。学生在平时听课和读书的时候往往会突发奇想，产生一些“灵感”，而这种冲动往往因事过境迁而消逝。学生应该做大量的读书笔记，讨论笔记，而后在此基础上厚积而薄发，写出历史论文来。读书笔记可以是大段的摘抄，也可是对某一资料、某一观点有感而发的三言两语，讨论笔记是对某一问题讨论范围、方面、观点等的梳理和概括。历史论文内容不限，字数不限，多篇不限，只要逻辑性强，有理有据，知识丰富，观点明确就好，那些见解独特，论证合理，资料新颖的就更佳。通过写作锻炼了学生对资料的搜集、概括、归类、加工等能力，以及撰写论文的书面语言表述能力。通过考察学生书写的各类资料，其中不乏令人激动的东西，这就证明无论是在知识意义的构建上还是思想、人格、心理的塑造上，学生都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历史知识的运用对大学生来讲主要表现在史学论文的写作，而写作离不开创造思维。这种思维突破了原有的知识框架与技术水平，开拓了学生认识的新领域和新视野，是原有知识和技能的重组和提高。所以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写作环节一般侧重于论文的撰写。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先将史学论文的基本方法进行讲析，并帮助学生选题，学生针对作业题目广泛收集、精心处理相关资料与该问题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动态，从而培养了学生探索和开辟新领域的能力。为了避免学生因为懒惰等原因而随意抄袭他人作品，教师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可以采取对学生所写论文进行答辩等形式来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这种答辩形式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与总结问题的能力。在评价机制中，可将答辩作为论文写作成绩的一部分记入总成绩。

总而言之，基于对中国近代史特点的认识，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近代史这笔财富，抓住历史问题亮点、热点、转折点，阐明论透，尝试构建起一套能伸展个性，供多样性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教学方法上采用“多读、精讲、勤论、及时写”为主的开放型教学方法。所以，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主角，教师讲解也不再是教学活动的唯一主旋律。改变传统教学中只注重教师主导作用而漠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单一教学摸式，强化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意识，多给予他们参与实践的机会，让他们的潜力得到发挥和强化，变教学活动的教师“独奏曲”为教、学合作互动的“交响曲”。这一方法实施的前提保障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而言就是多读多想，这是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手段。教师的精讲、师生的讨论是对知识的辩析和深入;写成文是对知识的归纳和升华。所以，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的具体做法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的基本目标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注释：

（1）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马艾（1976-）女，回，宁夏灵武人，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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