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基础论文范文(精选3篇)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篇1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T.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s”，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10．JosephRouse，ThePoliticsofPostmodernPhilosophy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1，Vol.58。

11．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1990，Vol.33。

12．JosephRouse：“TheInterpretationinNaturalandHumanScience”，inDavidR.Hiley，JamesF.BohmanandRichardShusterman（eds），TheInterpretive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篇2

关键词:基础研究;“双一流”非部属高校;科技论文产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根基，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十三五”期间，国家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文件，着力为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国家统计局在基础研究的指标解释中指出，基础研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0年中国作者共计195.17万篇，其中高校的贡献率占到77%，可见对于高校来说，科技论文产出是表征其基础研究竞争力的一个有力指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开展资助，是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渠道之一，因此，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能力也是考察高校基础研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钟永恒等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8-2017年资助情况，对42所“双一流”高校的基础研究学科竞争力和基础研究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夏新曙等采用2015—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有关数据，分析了我国25所师范院校的基础研究竞争力。在2017年公布的137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有47所高校为非部属高校，其中含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福州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共8所理工类高校。本文以此8所高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近五年SCI论文数量、被引情况、国家地区合作情况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资助情况，系统分析了8所高校在基础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力、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能力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力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优势和不足，为相关高校提升基础研究竞争力、建设研究型大学提供有益借鉴。

1.论文检索方法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来源

以SCI收录论文为对比分析对象，检索方法：选择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项选择机构扩展，年份：2016—2020年，检索时间：2021年12月19日。检索结果为所有包含本单位的论文，不区分是否第一单位。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面上和青年项目资助数据为对比分析对象，数据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中历年资助项目统计，由于官网只统计到2019年，因此年度范围选取2016—2019年。

2.8所高校的基本情况对比

表1列出了8所高校的专任教师数量、是否“211”高校、“双一流”建设学科和第四轮学科评估B+及A类学科等基本情况。由表1可知，河北工业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的专任教师数量较少（约1600人），其他高校均在2000人以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非“211”高校；8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均为1个；北京工业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实力强劲。

3.论文相关指标统计及对比分析

3.1论文数量

图1对比了8所高校2016—2020年SCI论文数量及变化趋势。从各高校发文量看，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福州大学论文总数均在10000篇以上，2020年论文数在2600～2900篇，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太原理工大学论文总数8286篇，2020年论文数2087篇，相对次之；河北工业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论文总数均在6000篇左右，其中河北工业大学呈较快增长趋势，2020年发文量近2000篇，数量接近太原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2020年论文数在1200篇左右，与其他高校有较大差距。从论文数量变化趋势看，2016—2019年各高校论文数基本呈稳步增长，其中天津工业大学的增长较缓慢，而成都理工大学论文数2016—2018年基本不变，2019年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而2019—2020年，除河北工业大学呈快速增长趋势外，其他高校发文量呈现增速变缓、基本持平甚至减少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2点：第一，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等相关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及[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2个重量级文件，有效遏制了高校职称评聘、绩效考核和科研奖励等唯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不良风气。SCI论文出现减少的变化趋势也说明了国家政策积极有效的导向作用。第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究生及科研人员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时间减少，科研合作交流也受到一定限制，影响了科研成果产出的进度。考虑到各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不同，图2对比了8所高校2020年专任教师人均SCI论文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福州大学的人均论文数仍然呈现较大优势，人均1.2～1.5篇；而河北工业大学在专任教师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人均论文数呈现明显优势，达1.2篇；太原理工大学的人均论文数为0.92篇，不及河北工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的人均论文数仍然处于劣势，人均0.6~0.8篇。

3.2论文被引情况

论文被引次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论文在业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图3对比了8所高校2016—2020年SCI论文篇均被引次数及高被引论文数。福州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200余篇，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同时篇均被引次数15以上，也处于领先，论文影响力较大；北京工业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128篇、篇均被引次数12.8，论文的影响力相对不足；西南石油大学在论文数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其高被引论文数80篇和篇均引用次数10.9则呈现较大优势；而太原理工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为73篇，篇均被引次数也略低，在论文影响力方面相对较弱。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均为40余篇，篇均被引次数也相对最少，差距较大。

3.3论文国家地区合作情况

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7]图4对比了8所高校2016—2020年国家地区合作SCI论文的数量及占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国家地区合作论文高达6090篇，占比56%，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其中与美国合作论文2000余篇，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合作发表共计1000余篇。其他7所高校的国家地区合作论文数量有高有低，但占比不相上下，北京工业大学和福州大学国家地区合作论文均为3000余篇，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相差较大，但相对其他高校略占优势；太原理工大学国家地区合作论文2000余篇，稍显不足；而河北工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均在1500篇左右，差距较大。论文的国家地区合作是否有利于提高论文影响力，为说明这个问题，表2列出了2016—2020年8所高校国家地区合作高被引论文数及篇均被引次数。结果显示，除西南石油大学外，其他高校的国际合作高被引论文数均占到高被引论文总数的一半及以上；另外，国家地区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均高于论文总数，其中北京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的篇均被引次数高于论文总数的篇均被引次数4次以上。可见，国家地区合作可有力提高论文的影响力。

3.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资助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和面上项目是支持开展基础研究的最主要类别。图5对比了2016—2019年8所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年平均资助项数。北京工业大学年均承担青年和面上项目共118.3项，数量最多，且其面上项目年均66.5项，占明显优势；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福州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实力强劲，年均100项左右，且太原理工大学青年项目资助数位居首位，年均63.3项；河北工业大学年均承担青年和面上项目61.8项，西南石油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承担约50项，且这4所高校的青年和面上项目承担数均相对处于劣势，差距明显。

4.结论及建议

4.1进一步提高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提升基础研究成果产出能力

由论文总数、专任教师人均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及篇均被引次数4个指标综合分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福州大学不仅论文数量多，而且论文的影响力也最突出；北京工业大学的论文数和前述两个高校相当，但论文的影响力相对不足；太原理工大学论文总数尚有优势，但专任教师人均论文数较少，不足1篇，同时高被引论文数及篇均引用次数较少，论文影响力相对较弱；西南石油大学的论文数处于劣势，但其论文影响力与太原理工大学相当；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在论文数量和影响力上均处于劣势，但值得关注的是河北工业大学的专任教师人均论文数达到1.2篇，可见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参与度较高。金王平[8]分析了2016年C9高校的人均SCI论文数，其中最多的浙江大学2.53篇，最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64篇，以2016年的数据对比可知本文中8所高校专任教师人均SCI论文数均存在较大差距。由此，提高专任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提高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是非部属高校提升基础研究竞争力的基础，同时应及时改革科研考核和职称评价等管理机制，不能走“重数量、轻质量”的旧路，着力在科技论文人均数量和论文影响力上齐头并进。

4.2加强国家地区科技合作，有助于提升论文影响力

从8所高校国家地区合作论文数和影响力分析，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国家地区合作论文数量遥遥领先其他高校，占比高达56%，其中高被引论文数占到总数的64.73%，可见国际科技合作成效相当突出，其经验和做法值得其他高校学习、借鉴。其他7所高校的国家地区合作论文数虽远远少于南京工程信息大学，但从高被引论文数占比和篇均被引次数提高的数据上看，除西南石油大学外，其他高校国际合作论文的高被引论文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篇均被引次数也均有提高。由此，加强国家地区科技合作，对提高论文影响力大有裨益,“双一流”高校更应树立国际化意识，在加强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开展实质性的科技合作，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提高学校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4.3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能力和基础研究成果产出相辅相成

由国家基金资助情况和论文数量综合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福州大学实力强劲，年均承担青年和面上项目总数均在100项以上，5年科技论文产出均在10000篇以上，2个指标契合度高且均明显领先于其他高校。太原理工大学紧随其后，科技论文产出8000余篇，年均承担国家基金青年和面上项目数近100项，尤其青年项目承担数位居首位，亮点突出。河北工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在承担国家基金项目方面和科技论文数量上，与前述四所高校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再从SCI论文的基金资助情况来看，各高校一半以上的论文都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中，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福州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的基金资助率在70%左右，与其国家基金资助优势相吻合。可见，国家基金资助和科技论文产出相辅相成、息息相关，都是提高基础研究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1张诗乐,盖双双,刘雪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效果：基于论文产出的文献计量学评价[J].科学学研究,2015,（4）:507-515.

[2]倪慧群,韩雨辰,唐家林,等.NSFC资助产出ESI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学科发展分析：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9（14）:109-120.

[3]禾雪瑶,马廷灿,岳名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的高被引率变化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1,5（2）:61-69．

[4]钟永恒,芦楚屹,刘佳,等.“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竞争力分析：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J].科技管理研究,2019（20）:85-90.

[5]夏新曙,谢若晖,郭烽丽.我国师范院校的基础研究竞争力：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信息[J].科技管理研究,2021（6）:17-27.

[6]金王平.浙江大学近5年科技论文产出的统计与分析[J].今日科技,2018（11）:60-61.

自然科学基础论文篇3

科学家们在批评中国目前的科技经费掌控体制——主要以科技部为代表时，往往会提及一个相对较为独立、所受行政干扰较少、评审较为公正的组织，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原中国科学院基金局的基础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86年2月成立，负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为主，系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最初暂挂靠科技部，2000年独立出来。

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和一小部分社会捐助。去年财政批了22个亿，约占全国基础科研投入的20%。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柳卸林博士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予以了肯定，“科技部推出的是‘课题组长负责制’，而自然科学基金是由‘同行评议’来决定。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人员，权力比较有限，主要是专家意见说了算，科学家有自主权，匿名评审，也比较公平，看不到很多官僚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是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基金制模式运作的，即依靠科学家、尊重科学自主性的民主管理机制，与“平等竞争、激励创新”的运行机制。有人说，它是“用20%的经费，推出了基础科研近80%的成果”。

那么它的实际运作情况怎么样？在立项、评审及监督管理方面又有怎样的不同？

自下而上的立项与背靠背评审

与科技部先立计划的立项方式不一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由科研人员自主申报，再进行评审立项，鼓励自由探索。

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每年的3月31日截止项目申请，5月到6月由专家在线评审，9月公布最后评审结果，当年底进行第一次拨款。

2003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收到4万多件申请，经过评议、评审，最后约8000个项目得到资助，资助率为20%左右。

基金项目的评审一般按照初审、同行专家评议、专家评审组或专业委员会评审的程序进行。

在[国家自然科学管理规定]中，把“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定为基金项目的评审原则，而其中又把“依靠专家”放在第一位的位置，用邹承鲁的话说，就是“科学家管理科学的事情”。

“所有的评审都完全依靠专家，是否立项、该拨多少数额的经费，都由专家决定，基金委相当于一个组织与执行机构，工作人员不干预评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吴善超处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依靠科学家民主管理的机制。

而参加评审的专家都由基金委各科学部来挑选。基金委计划局田起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现在各个科学部不管是主任还是副主任都是院士，此前都是科研领域一线来的。陈宜瑜主任是中科院过来的。主管我们的朱道本副主任，原来是化学所的所长。从分工来说，也基本上是因专业背景决定的。一般基金的工作人员，同样不是从行政部门过来的，本身都是科研工作者。”

评审专家每两年更换一次。这两年基金委引进了一些海外专家，他们与国内部门较少利益冲突关系，发言更为直率。

评审过程中采用评审回避制度，即项目申请人与评审专家背靠背，虽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匿名评审，但有一点是基金委保证的，即无论是同行评议还是专家评审会，申请人事前都不知道负责审议的是哪些专家。

除此之外，与申请人同一单位的专家不纳入评审专家之列，如有师生关系，也尽力回避。

饶毅曾经参与过一个神经医学方面的基金重点项目的评审。会评的专家中，其中有一个人可能认识被评者——饶毅发现，在讨论的时候他在帮申请人说话。但是专家说话也要用专家的观点，不能逾越标准。最后的结果，则是这个专家被更多的专家意见所改变，发表了与原来相反的专业意见。

申请项目的创新能力、经费预算，全由专家独立判断，那么各位专家是否都能尽职尽责呢？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开始加强专家信用管理建设，对专家的评估主要从两方面考察：一是评估专家是否认真负责，着眼于其评议的有效性；二是专家的判断力与预见性。

“如果一位专家在评审中不负责任，多次出现无效评议，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那这名专家的判断力与预见性就值得怀疑了”，吴善超说。

项目的动态管理与监督

立项之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合同，由财政部按年度进行拨款，经费直接拨至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其单位负有管理与监督的责任，项目经费的5%划作该单位的管理费。

每个项目每年都要向基金委递交一份年度报告，报告其项目进展及经费管理情况。

重大项目每年至少召集一次学术交流和工作协调会议，负责向科学部报送项目研究工作年度报告、项目所属课题年度进展报告、项目中期进展报告、中期经费执行情况报告、项目及课题结题报告等。

年度报告出现问题的，将得不到延续资助拨款。

项目完成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就其完成情况进行同行专家评议，分为三四个等级，评价情况将与下一次申请挂钩，评为优秀的，在以后的申请中能够得到基金委的优先照顾。最后的评议一是看培养人才情况，二是看其工作质量与工作态度。

“完成情况的评审并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基础科学的科学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如果工作态度认真，也培养了很好的人才，最后仍失败了，基金会是宽容这种失败的。基金会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科学家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吴善超说。

同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有一个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现有19名委员，都是科学家和管理专家，负责受理不端行为的投诉。1999～2002年共受理了155件关于各类不端行为的案例，最后查实的有44件，不端行为主要有四类：伪造数据7%，弄虚作假40%，剽窃34%，其他19%。第四类“其他”包括重复申请、假冒签名、虚报工作经历、夸大表述工作基础等。

2003年共收到科技工作者来函101件，其中匿名来函39件。投诉举报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违反科学基金评审管理规定赠送礼金1件，违反科学基金项目或经费管理规定17件，抄袭剽窃17件；在申请书或结题报告中弄虚作假26件；一稿多投5件；专家评审不公16件；询问情况及建议8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2件；评审专家违反保密规定1件；受资助单位内部管理问题1件；其他7件。

对最后查实属实的，轻则警告、批评，重则取消其申请资格。针对2003年投诉，经调查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通报批评5件；提出内部通报批评2件；提醒注意学风问题2件；取消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撤销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件。

“很多人认为科技界因其专业性强而比较独特，外界无权评价，这使得科技界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外界难知其详。然而科研也要讲科学道德，这在无论哪个领域都是共通的”，吴善超认为科技界有必要变得开放一些，接受外界的评价。

监督委员会也会受理项目经费使用不善的投诉，但委员会不负责财务审计，这点有别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审计总署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有分部。吴善超告诉记者，“我们接到此类投诉后，不能直接调查，而是报给其依托单位去查。”

另外，监督委员会开始试行派驻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2004年组成了三个监督小组参加评审会，实地了解科学基金评审情况。

科技成果与人才的储蓄所

“因为自然科学基金会有很多面上项目，项目比较小，而基金委鼓励创新，且宽容失败，注重科研项目的潜力，很多知名科学家最初都是从这儿起步，然后再逐渐申请科技的973大项目，973有很多项目就是在基金会孕育的。”吴善超说，自然科学基金会就像一个成果和人才的储备所。

有人称，自然科学基金会是“用20%的经费，培养了基础科研近80%的成果”，吴善超不同意将科研成果如此量化，尽管事实上基金会的贡献确实有据可查。

2003年中国科技人员在国际权威的[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43篇，其中17篇(Science 9篇、Nature 8篇)论文标注曾受过科学基金资助，29篇论文作者曾受过科学基金资助，占总篇数的67??4%。

[中国科学]刊登论文551篇，其中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391篇，占71??0%。[科学通报]刊登论文518篇，其中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323篇，占62??4%。

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奖2人，其中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他曾受过自然科学基金多项计500余万元的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国家科技奖励中的高等级奖项，自1956年至今我国先后仅有9次颁发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一等奖1项，获奖人陈均远、侯先光、舒德干曾获得科学基金约18个相关项目的支持；授二等奖18项，其中16项(15项内地获奖成果)的获奖人均曾不同程度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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