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论文范文(精选3篇)

社会学研究论文篇1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情欲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情欲，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

3.空间研究的现实意义空间对社会互动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对社会空间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社会事实的解释范式，完善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走向客观和科学。基于空间影响的研究成果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空间研究即研究空间布局和社会事实相互间的影响，空间布局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但布局形成本身受到很多制度性的约束，甚至很多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是制度性的结果如城市规划中对于商业区，居住区，公共生活区的划分。那么对于那些社会问题，是由于空间布局导致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空间布局影响的，如贫民区亚文化导致的社会越轨，居住隔离导致的社会冷漠，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上的设置进行调整，西方国家对居住隔离问题进行制度上干预，使得贫富交叉居住，有效的打破了贫富隔离的状态。所以对城市进行空间区域研究，可以得出更加具备操作化的结果，给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出有力和具体实用的建议。总之，从空间的概念入手，社会学的研究应紧紧抓住主客观融合论的空间观念，在空间研究中充分考虑到空间和个体的互动性。空间是通过以下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意义的:空间是社会行动的载体;空间具有相对有限性;空间的属性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社会学研究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社会学研究论文篇3

(一)文献调研笔者经过检索CNKI全文数据库发现，当前国内对于合作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的内容集中在某一领域的合作论文比例、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地区合作等方面，郑海燕对1995－2004年SSCI与A＆HCI收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进行合作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合作研究的概况;侯钰与胡小元以[美国国家科学院汇刊]为样本数据来源，从作者合作、国别合作的角度统计分析了科技期刊论文的合作概况;金炬等综述了近30年发表于[科学计量学]期刊的关于科技论文合作研究的计量学方法，并对国际科技合作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李凯旋等对2001－2006近6年发表于[情报科学]的合作论文中的作者进行研究，构建了一段时期的作者合作网络;栾春娟与姜春林以2006－2007两年中国SSCI论文信息为来源数据，统计分析了中国SSCI论文与国际合作的概况，构建了合作图谱;安美荣等从合作度、合作率以及合作方式的角度对我国17种图书情报领域核心期刊的作者合作概况进行统计分析;朱唯唯等基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0－2004五年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的作者合作、机构合作进行了概况分析;任亚肃与段京肃基于CSSCI2000－2004五年数据，对我国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科的作者合作、机构合作概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数据统计、合作图谱构建等。综合起来笔者发现，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新闻传播学、医学、体育学、社会学、法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尚为鲜见。同时，虽然各别研究中涉及到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地区合作等内容，但是并没有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同时上述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基于数据统计的概况分析上，并没有形成深层次的分析研究。在数据来源上，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数据来源较为陈旧，其来源数据的年度跨度不长，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并不能展现出近期最新的领域合作研究状况。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2至2011年的数据，力图从合作概况、作者合作、机构间合作以及地区间合作多角度入手全面展现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近年来的合作研究状况，并对其与体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指标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近一步深入评价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研究水平。

(二)数据检索与处理本文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数据来源，为了选出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我们选取了“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大众体育”、“体育文化”、“体育消费”、“体育休闲”以及“体育经济”等反映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关键词，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涉及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分类号“G811．4”、“G812．4”、“G807”、“G812．7”、“G812．9”、“G89”以及“G80－05”等，对CSSCI进行了检索，获得2002－2011年十年间满足以上检索条件的9127篇文献。除此以外，为了对比体育人文社会学与其母学科体育学的合作状况，我们还检索并统计了体育学合作论文。为了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研究状况，我们从获取的文献中筛选出合作论文，并按每篇文章的合作人数分别统计，并提取出每位合作作者的所在机构(注，当一位作者标注多个机构时，仅以第一机构为统计对象)，再根据机构所在地进行地区划分，以便进行跨机构跨地区合作的统计分析。在进行合作数据处理时，我们将每一篇文章作唯一标示，统一文章的作者有这个唯一标示联系在一起，同时对作者的机构进行规范处理，即统一名称、标注机构类别、标注地区信息。最后再将处理好的数据用相关软件进行统计，分别产生合作概况统计数据、机构、机构类别、地区等合作统计数据。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合作概况与对比分析

作为跨学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合作研究应该是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式，它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引入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概况分析可以了解该领域的合作状况，再通过与其他领域的对比，可以发现体育人文社会学合作研究的优势和问题。

(一)概况分析从我们查阅的数据来看，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每年体育学期刊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论文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分析该领域的合作状况也可窥视体育学领域合作研究的一角。表1给出了2002－2011年CSSCI中收录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合作论文及相关统计数据。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十年来，CSSCI收录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历经了不断增长之后，又迅速下降的过程，合作论文的变化则有一定区别，从2002年以后的不断增加到2007年的微降后，经过两年的上升，2010年后又迅速下降。如果排除掉CSSCI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收录数量变化的因素来考察其合作论文比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该领域合作论文比例存在着波动上升后又迅速下降的过程。综合考察近十年的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合作比例，应该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最低年份的2002年也达到了47．78%，2009年达到了最高点61．87%，十年平均论文合作比例为54．67%，相比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比例(32.8%［13］(P．1023))高出很多，这表明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合作研究远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水平。

(二)对比分析为了比较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状况在整个体育学领域的表现，我们专门对CSSCI收录的体育学论文的合作情况也进行了统计，以帮助我们进行对比分析。表2列出了2002至2011年CSS-CI收录的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排除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与合作论文的统计数据。由表2数据显示，CSSCI收录的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论文数量在这十年中历经了下降(2003年)、上升、再下降(2007年)，然后又经历了上升(2008年)下降(2009－2010年)再上升的过程。其合作论文的数量和比例变化也呈现多次不断上升下降的过程，但合作论文所占比例变化波动则不如数量变化频繁。图1为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和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论文各自所占比例的对比图。将表1和表2中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论文的合作论文比例要高于体育人文社会学10个百分点左右，从年度的数量比例变化来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所在，2003年体育学合作论文比例在下降，但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则在上升;2006年至2010年两者的变化几乎都成反向变化;从最近的两年看，两者的合作比例都在下降，但明显看出形成“剪刀差”的态势。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合作比例始终低于体育学其他学科论文的合作比例，平均差距为9．98个百分点，最大差距年份在2007年，达到16．65个百分点，最小差距出现在2009年，只有4．01个百分点。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合作差距，但是我们推测这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体育学学者来说易于接受和拥有这类知识以及体育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所涉及的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需要他人引入有关，同时可以肯定，如果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体育学领域，则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一定不会产生突破性进展。

三、作者合作研究模式分析

作者合作是合作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一项研究工作的进行往往离不开来自同一领域或不同领域研究工作者的相互合作，作者合作能够有效地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最后研究成果的内容质量。从作者合作研究的角度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合作进行揭示，能够充分反映出领域作者的合作研究状况。同时，通过与整个体育学领域的作者合作进行对比分析，能够近一步定位领域作者合作的层次水平。

(一)概况及作者合作模式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除了需要本研究领域的学者拥有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知识，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学者介入。因此，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合作概况与合作模式，对改善本领域合作研究，促进本领域研究的发展和突破有着积极意义。1．概况分析分析讨论作者合作，最常用到的两个指标为论文作者合作度与论文合作率，我们用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表示论文作者合作度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了领域研究工作吸收研究人员智力的程度;用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作者完成的论文数量与论文总数量之比表示论文合作率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了领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2002至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合作率指标，下面我们仅对论文作者合作度指标进行讨论。表3列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2007－2011五年论文作者合作度的统计数据。由表3我们可以发现，2002－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作者合作度基本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情况，最大论文合作度与最小论文合作度的差值为0．24，五年平均作者合作度为1．93，这表明近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作者合作程度且合作度较为紧密，领域合作研究较为频繁。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这一统计结果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综合性。2．合作模式分析按照参与论文的作者数量，将作者合作分为“2人合作”、“3人合作”以及“4人及4人以上合作”三种合作模式，通过对这三种模式的统计分析，能够近一步刻画领域作者合作研究的参与度。表4展示了2002－2011十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三种作者合作模式的统计结果。从表4的统计数据结果来看，2002－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2人合作”与“3人合作”占据了主要地位，“3人合作”与“4人及4人以上合作”论文的总和不及“2人合作”的总数，十年“2人合作”论文的总数为2828篇，“3人合作”与“4人及4人以上合作”论文的总和为2162篇。图2直观反映了三种模式的整体分布情况。由图2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人文社会学中“2人合作”与“3人合作”模式占据主要地位，其中“2人合作”比例占到总体合作的一半以上，“3人合作”模式也占据相当比重。这一结果表明，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论文合作研究主要由2－3人组成，说明此领域合作研究的主要范式是2－3人的合作团队。进一步分析研究三种模式的动态发展变化情况，能够展现出领域作者合作模式的动态形成与演变过程。图3显示了三种作者合作模式的比例发展趋势。由图3我们可以发现，2002－2011年间，三种合作模式都存在一些波动，如两人合作论文的比例最高达到2011年的63．23%，而最低年份的2004年只有53．23%;三人合作论文比例的最高年份为2009年，达到30．17%，最低年份的2002年只有20．96%;同样，4人级以上作者合作论文比例最高接近20%，即2002年的19．59%，最低也仅仅刚过10%，即2011年的11．90%。总体而言，三种合作模式比例分别围绕57．6%、26．7%、16.7%上下波动。

(二)对比分析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作者合作情况与体育学领域其他二级学科进行对比，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该学科作者合作的整体水平。表5列出了体育学领域内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其他二级学科中，近十年作者合作的相关统计数据。由表5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2002－2011年中体育学领域除体育人文社会学以外的其他二级学科的作者合作中，“2人合作”模式虽然也是体育学合作论文主要形式，但相比体育人文社会学，其两人合作论文比例大大减少，下降了12个百分点;同时，三人合作论文、4人及以上合作论文的份额在扩大，分别达到了30．23%和24．38%。图4形象地显示了体育学论文三种合作模式的比例。如果我们比较体育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中合作模式的比例数据，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我们绘制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和体育学论文的三种作者合作模式的比例变化趋势图，从而进一步了解二者的动态变化过程。参见图4。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体育学领域中，无论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是其他二级学科作者合作模式的层次是比较清晰的，三种不同的作者合作模式之间没有发生交叉现象，表明领域的作者合作研究模式较为稳定。纵向来看，虽然每一种作者合作模式所占的比例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其波动幅度不是很大，加之每一年三种模式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学其他学校比例高低分明，我们由此可以判断我国体育学领域作者合作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合作模式的层次结构。我们发现，三种模式中只有“2人合作”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高于非体育人文社会学，这反映出“2人合作”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所占比重大于其他体育学领域的二级学科。

四、机构间合作研究分析

机构间合作可以是机构间研究人员的优势互补，各自的特长易于充分发挥，能够将研究领域中分散在不同单位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科研成果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体育人文社会学中存在的广泛合作研究中，机构间合作占有一定比例，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研究分析。

(一)概况分析当前，我国不同科研单位中广泛进行着体育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在传统体育学领域的基础上与社会学领域相交叉，因此存在广泛的合作研究。机构合作作为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预见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一定存在着广泛的机构间合作。表6列出了2002－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机构间合作的概况数据。由表6我们可以看出，除2011年之外，其余各年中，随着领域合作论文数量的增长，机构间合作论文数量也呈现出波浪形式的增长态势，合作比例同样保持着这种态势，各年合作比保持在45%－55%左右的区间水平之内，其中2004年最少，为44．53%，2011年最大，达到52．1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2002－2011年间的平均机构间合作比达到了49．22%这一较高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者重视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领域的资源整合水平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二)对比分析为了进一步对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机构间合作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将2002－2011年间该领域的机构间合作统计数据与体育学领域中的其他二级学科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我们了解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在整个体育学领域机构间合作中所处的具体位置。表7列出了近十年体育学领域内除去体育人文社会学以外其他二级学科的机构间合作统计数据。对比表6和表7的统计数据，体育学领域其他二级学科的整体机构间合作比较体育人文社会学为高，每一年合作比都高出十个百分点左右。从机构合作论文数量的变化来看，机构间的合作比例也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机构合作比例于2003－2005年间出现激增状态，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与其相比滞后一年，这个快速增长发生在2004－2006年间，以后各年基本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为了清楚的看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机构间合作比例走势，我们根据表6和表7，绘制了它们的机构合作比例图(参见图5)。由图5我们可以发现，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学其他学科的机构间合作比变化趋势极为相似，都是在波动中上升，但体育学其他学科机构间的合作普遍高于体育人文社会学。他们的差距围绕着10%上下浮动，差距最大的是2009年14.72%，差距最小的是2003年的6．14%，平均差距是10．24%。这一数据说明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跨机构合作力度远低于体育学其他学科。究其原因，体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领域的差异与体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相比，差异较小，同时在本机构内部，体育学学者更易找到人文社会学学者合作。

(三)合作类型分析为了从整体了解2007－2011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合作论文的机构背景，我们对2007－2011年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文献数量进行了统计，详细数据见表8所示。其中，“合作类型”一栏中的“体”、“师”、“综”、“理”、“其”分别表示五种机构类型，即“体育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综合性院校”、“理工类院校”、“其他类”。在这五类机构中，前四类主要指普通高校，“其他类”对应民办类、职业技校类等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另外，表中每一年的“排名”栏为当年不同合作类型频次的排名，数量为合作发文的数量。由表8我们可以发现，2007－2011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合作论文中同类型机构的合 作比例较高，其中体育类高校和师范类高校又占据主要位置。2007－2011年间，上述两类高校内部之间的合作均保持在前三名之内。在不同机构类型的合作中，各年排名的波动性较大，具有较高排名的类型有体育类与其他类之间的合作，这主要来自于体育类院校学者与体育科研院所的合作，其次合作较多的是体育类与师范类之间的合作以及师范类与其他类之间的合作。上述三类合作关系在2007－2011年中都占据了较高的排名，且其排名的波动性相对较低，这也反映出这三种合作类型为领域主要机构合作类型。我们进一步选取2007－2011年合作比例最高的五种合作类型，并构建其排名的变化趋势。由图6我们发现，2007－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机构合作论文中，体育类院校之间、综合类院校之间以及理工类院校之间的合作较为稳定，其排名变化没有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师范类院校之间以及其他类机构之间的机构合作近五年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两年中其他类机构之间的机构合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情况，2010年至2011年间其排名下降了近10位，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不同机构类型之间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体育类高校之间、综合类高校之间以及师范类高校之间，其中体育类之间和综合类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机构合作关系。

五、地区间合作研究分析

地区间合作是指不同地域的学者之间的合作，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可以使地域之间学术资源互补，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个与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的体育学研究领域，区域之间的学者合作可以使地区学者间的人文优势充分展现，已达到研究的最佳效果。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不同地域之间合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能够了解研究领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资源整合的概况。

(一)概况分析经过长期的科研活动积累，不同科研单位所积累的学术资源与优势各不相同，某一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资源往往不会全部集中在某一特定地区，这使得要在该领域进行高效的科研工作必须进行不同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地区间合作由此产生。作为交叉性学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当然也离不开地区间的合作研究。表9列出了2002－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地区间合作的相关统计数据。由表9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2002至2011年十年中，除2011年来源文献数据本身较少之外，其余各年中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地区间合作论文数随着合作论文总数的逐年增长而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由2002年仅有的66篇增长为2010年的179篇，2006年至2010年的地区间合作论文数量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为160篇至180篇左右，2008年达到2002－2011年间的高峰，为197篇。2002－2011年中的地区间合作比例水平始终呈现出平稳增长的趋势，由2002年的22.68%逐步平稳增长为2011年的30．69%，十年内的跨地区合作的平均比例为28．02%，没有出现剧烈的波动情况，这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学术资源整合与学术交流活动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二)对比分析为进一步了解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地区间合作水平在整个体育学领域所处地位，我们将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近十年的地区间合作统计数据进行对比。表10列出了2002－2011年体育学除体育人文社会学以外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地区间合作统计数据。由表10中统计数据我们发现，2002－2011年间体育学其他学科的地区间合作比整体高于体育人文社会学，每年地区间合作比两者相差五至十个百分点左右。在10年的数量变化过程中，基本上为上升趋势，但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较前一年有一定的减少。为了将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学其他学科做一比较，我们将两者的地区之间合作的比例进行统计对比，并将它们地区间合作比例的年度数据绘制成图，详见图7。从图7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学其他学科的整体地区合作比高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这表明体育人文社会学在整个体育学领域中的地区合作尚需改善，两条曲线的年度变化虽然不完全相似，但总体上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这表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地区合作与体育学其他学科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或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两条曲线十年来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线上，这表明体育学整体的地区间合作水平较高。

(三)共现分析为了进一步了解近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合作论文的地区合作情况，我们对2007－2011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合作论文的合作机构所在地区进行了统计，构建了合作地区的共现矩阵，表11列出了其中的部分内容。由表11我们可以发现，2007－2011年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呈现多交叉以及本地区合作为主的特点，某些地区之间甚至不存在任何合作。为进一步获得直观的地区合作分布情况，笔者利用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Ucinet对上述统计结果进行可视化操作，获得如图8所示的地区合作网状关系图。由图8我们可以发现，2007－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地区合作比较紧密的有北京、上海、福建、山东、广东、陕西、河北、河南等地，上述几地均与其他地方直接或间接发生合作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地区合作的核心区域。与此相对应，宁夏、甘肃、青海、安徽、西藏、内蒙古、海南、港澳台等地区与其他各地发生合作关系的程度较低，它们处于整个地区合作网状关系图的最外层，这些地区要么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整体学术研究产量较低造成其与其他地方发生合作研究的基数较少;要么属于远离内陆学术发达地区，其地理因素的限制造成了其与其他地区发生合作关系的机会下降。

六、结语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2－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合作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当前我国该领域内具有广泛的合作研究，近几年合作研究的趋势保持稳定，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合作研究度较高。对领域作者合作的研究发现，当前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作者合作的主要模式为“2人合作”和“3人合作”，这两类合作模式的总比例占到整个合作研究的一半以上。对领域机构合作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保持了较高的机构合作比例，机构间合作呈现整体平稳状态，机构合作主要集中在同一类型的机构之间，不同类型机构的合作中，体育类与师范类之间、师范类与综合类之间以及体育类与其他类之间的合作占据主要位置，某一些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近几年来出现了波动情况，但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整体上保持稳定状态。对地区合作的研究发现，近几年来我国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地区间合作呈现稳定发展状态，地区合作主要集中在本地区内部的合作之中，不同地区的合作也具有集中分散的趋势，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的有北京、上海、福建、山东、广东、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合作关系较为疏远的有宁夏、甘肃、青海、安徽、西藏、内蒙古、海南、港澳台等地区。本文的完成离不开苏新宁教授的悉心指导，他为研究指明了方向。王越、周美汐、杨佳佳、吴志祥和姜霖等同学在数据收集处理的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笔者在这里向以上老师和同学的努力工作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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