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

一世相伴论文网 2023-08-16 11:11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篇1

大学生初入大学校园,带着好奇,满怀着希望与憧憬,肩负着父母的重托,开启了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把自己培养成为自己”的漫漫征程!在这里,后一个“自己”比前一个“自己”更完善、更高大、更聪明、更智慧、更高尚,后一个“自己”是“获得了新的生命的自己”,因而学会生存成为了第一要务,就好比大树的扎根。人是群居动物,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更犹如一个大家庭。因此,学会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命题语言”,而动物只有“情感语言”。大学生都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的莘莘学子,他们具有丰富的命题语言,只有通过交流,才能表情达意,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好的语言交流就是心灵对话”。交流与交往相互交织,彼此融通。如果不与人交流和交往,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孤芳自赏,长此以往,就会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从而变得少言寡语,性情孤僻。反之则会变得活泼开朗,乐观大方,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亲情与温情,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可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开启美好大学生活的金钥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何学会自立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自立,顾名思义就是自我独立,不但生活上能够自理,而且学习上、工作上、思想上都要能够自立,完全脱离依赖感和依附感。进入到大学之前,或许很多事情都是由家长、老师或亲朋好友帮忙解决,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因此,有些学生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除了读书学习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操心。进入到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与亲人,如何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与学习,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衣食住行,成为了大学生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断的向同学、老师学习,很快就会融入到大学温暖的大家庭之中。

尽管如此,还不能说就有很强的大学生存能力了。大学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高考,但是大学阶段的学习在学习目的、学习内容等方面都与大学前有很大的区别,还得学会学习!作为一名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人生前进的方向。有些学生志存高远,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和抱负,他们一以贯之的刻苦学习,奋发图强;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学习目的就是做一名好学生,学好各门功课,将来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目的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有的是为了一纸文凭,有的是为了光宗耀祖,有的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还有的目标模糊,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进入大学前后的学习内容也会大相径庭,之前的学习内容大多与升学有关,一切为了考试转,大多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最终的目的都是能够顺利通过高考,所以,高考这根指挥棒威力无穷。一般来说,学习内容相对固定,学生学习的可选性不大,当然有特殊兴趣爱好者另当别论。但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学习内容广泛的多,虽然也有必修课,但有许多的选修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主学习,自由研发,既可以学习广博的书本知识,也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实践中学习与提高。因此,大学入学之初就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描绘美好的人生蓝图,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虚度自己的大学时光,有的放矢,坚持不懈,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经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形成自己“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培养自己独特的判断能力,明确自己在人生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形之下所应该做的事情,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二、学会生长:大学生为人为学的关键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楚廷先生曾经说过,大学是一个大写的“学”字,到学校来求学的人叫“学生”,在学校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叫“学者”,学校里流动的空气叫“学风”,在学校习得的海量知识叫“学海”,因此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所以,在大学里,所有的一切都与“学”字有关,大学生在大学如饥似渴的“学”,孜孜不倦的“学”,学习着,生长着,成熟着。学知识,学文化,这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增长知识,增加才干,是大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目标,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大学生是“依靠征服知识而获得教育的”,是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的最高主人”。学生习得的知识既包括显性知识又包括隐性知识,这里所指的知识与文化在日常口语中是同义语,亦即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而文化的载体是课程,“课程即学生在学校里习得文化之总和”,包含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大多数的时候,大学生非常重视通过显性课程来习得知识,殊不知隐性课程对知识的习得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知识的习得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既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又要改善思维结构,提高认知水平。既要注重普通知识的学习,又要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缺一不可。既要训练如何集中注意力,又要训练如何加强记忆力,更重要的是要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运用演绎法、归纳法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不同的课程学习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需要用脑去面对,用思维去展开,用心去认知。显性课程即排进常规的教学计划表里的课程,其习得途径通常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学习模式———老师讲、学生听,诸如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讨论法等等,无论是哪种学习方式,教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生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习的;第二类是自主学习,简称自学,对一些感兴趣的课程,学生可以自学成才,自我钻研,自我探究。大学更为看重的就是这种自学能力,不仅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自学,而且对自己不太感兴趣的课程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善于与教师进行对话、交流与探讨,勇于提出质疑,甚至敢于进行批判。

隐性课程是“隐性文化与受示者个体之间的交流”,隐性文化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存在于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弥漫在学校的空气中,只要用心去体会、体验、体感、体察、体悟,它就在你的身边,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一样,进而触景生情。这种学习过程非常愉悦,对习得者影响深远。比如学校里的英语角,原本只是一块地,但因为赋予了它一个特定的名字,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只要英语爱好者一走到这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一种英语交流的情境,就会联想到英语中的妙语美文。因为这是一个展示自我英语水平和能力的平台,尽情享受英语角所带来的愉悦和快乐。再比如学校的雕像群,原本是冷冰冰的塑像,但在学校特定文化氛围的烘托下,映射出不平凡的意义,激励着求学者奋发向上的勇气和决心,陶冶着大学生的情操。大学生在知识积累的同时,道德品质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个体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下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通过自身在群体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道德实践,逐渐由被动到主动,最终形成道德行为习惯。著名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Kohlberg)在其著名的道德发展阶段论中曾断言:“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促进这些阶段的发展”。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学生有意无意的受到书本、现实生活中榜样的熏陶,潜移默化的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人总是不断追求进步和完美,大学生更是在不断地学习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要成为完整的人全在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因此,大学里的“每个人要负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责任”,实现超越的使命。

三、学会生活:大学生为人为学的保障

大学生活绚丽多姿,虽然经历了学会生存、学会生长两个阶段,笔者认为还得学会生活,“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学会认识自己,发现他人,学会与人和谐相处,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和批判精神,更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闪光点,也有缺点和不足,如何做到扬长避短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需要用心去学才行。大学生吃在食堂,住在宿舍,学在教室或图书馆,这些都是公共场所,没有一定的生活常识和技巧,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和不愉快。生活习惯的不同常常是困扰大学生的一大难题。吃的问题还好解决,如今的食堂食物品种花样繁多,自助用餐,完全可以满足大众口味与需求。住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了,如果没有一颗宽容的心,同室操戈的室友冲突就会在所难免。比如有的同学喜欢安静,而有的同学却喜欢热闹,常常把音响开的很大,让人难以忍受;有的同学喜欢早睡早起,有的同学却喜欢晚睡晚起;有的学生怕冷,有的同学怕热;有的学生喜欢关闭门窗,有的学生却喜欢打开门窗通风透气;有的学生特别讲卫生,生活有条不紊,而有的学生却邋里邋遢,不拘小节,等等,不胜枚举。那么就需要大学生学会灵活应变,学会包容,学会妥协,学会求同存异,学会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在大学期间能够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同学,那应该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通常的情况是兴趣爱好各不相同,有的学生酷爱学习,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如梦如痴;有的学生痴迷于电脑游戏,在虚幻的世界里打发时光,纵横驰骋;有的学生崇尚发明创造,整天捣鼓捣鼓自己的新思想,新创意;有的学生喜欢吃喝玩乐,而有的学生却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所以,大学生应该广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同情心、自信心和上进心,“兴趣是学习之母”,向同学学习,向朋友学习。审美追求亦会因人而异。人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人追求美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张楚廷先生著名的教育美学公理称:“人在以反身为基本方式催动自己发展的时候,最基本的营养剂就是美学要素”。大学生追求外表的美丽,诸如美丽的穿着打扮,外形亮丽,光鲜夺目;大学生追求学习、生活意境的美妙,讲究诗情画意,讲究浪漫温馨;大学生追求理想的美好,勾勒出一幅幅宏伟的蓝图;大学生还追求友情与爱情的美满,期望能在大学阶段收获纯真的友情与甜蜜的爱情,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人的意识中有天生的美学追求”。正如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言:“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因此,大学生要学会欣赏美,创造美,守护美,发展美,让大学生活更加美好,美不胜收!

四、学会珍爱生命:大学生为人为学的永恒主题

自杀、杀人,这些残酷冷漠的字眼出现在大学校园,常常令人毛骨悚然。据媒体披露,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自杀人数逐年上升,自杀成为了大学生的首位死因。本该是风华正茂的豆蔻年华,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为何放弃自己最强旺的生命呢?更有甚者,在大学校园里,还会发生诸如复旦大学投毒案这样的杀人惨案呢?探究自杀与杀人的原因,一是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二是悲观厌世,三是心理脆弱,四是感情纠葛,五是升学、就业、情绪、人际关系、贫富差距等问题给大学生所带来的压力,当他们无力排解这些压力时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令人汗颜。因此,大学生既要学会珍爱自己的生命,也要学会珍爱他人的生命,毕竟,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人的生命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考察:一是自然生命,是指人所具有的自然生理属性的肉体生命;二是精神生命,是指人的生命的精神性存在,是生命个体对自我肉体生命的一种自我情感表达与体验,是一种自我意识与理解。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的升华,既与自然生命相关联,又天然的超越自然生命,是真、善、美的有机多元统一;三是社会生命,人生活在社会中,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以及参与的社会文化规则展示出来。个体生命的三个维度之间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循环往复,构成一个具体而完整的生命,“实现着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交换和协调”。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指的就是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这三重生命意义间的关系。在生命的三个维度中,自然生命是基础,精神生命是灵魂,社会生命是保障。大学生处于人生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身心日趋成熟,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更为深刻。自然生命属物质层面的范畴,虽然生老病死属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但“生命在于运动”,大学生应该学会更多更科学的强身健体方式,注意养生之道,让生命焕发异彩。精神生命属意识层面的范畴,人的“意识、精神、智慧是可发展的”,“是可以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因为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大学生要勇攀科学高峰,追求科学精神;注重道德伦理规范的养成,崇尚道德精神;善于发现美、创造美,体现美学精神。社会生命既具有自然生命的某些特征,又具有精神生命的某些特征,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体。大学生要学会从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三个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铸造完美人格,体现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为人与为学,是一个常议常新的永恒话题,大学生学会如何为人为学则更是一个丰富的哲学命题,是一门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生命之花怒放,生命之树常青!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第四,考核方式改革是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方式是学习方式的“指挥棒”,它既可以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可能迟滞和阻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由于我们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提升作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所以,我们全面引入和施行综合评价方式,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宣传,不断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努力把能力强、能力发展全面的学生,而非记忆力强、只会考高分的学生,评价出来。经过几个学期的实验,综合评价方式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有力提升了教师和学生对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认同,为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和继续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认识基础。

大学哲学论文范文篇3

1976年“”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198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知识出版社.43~47.

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江天骥等.1983.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自然辩证法通讯.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1987.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自然辩证法通讯.9(5).

洪定国.1988.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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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1990.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大自然探索.(2).

李醒民1988.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自然辩证法研究.3(3).

李醒民.1988.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中国社会科学.(2).

许良英.1984.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6(2).

李醒民.1987.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9(4).

李醒民.1986.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4).

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详见李醒民.1989.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11(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1989.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新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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