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

古代哲学论文篇1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儒家的等级观点，强调王权，其实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1种和谐，只不过这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和谐。对王权的强调也是天人合1的整体观念的体现。孔子的中庸观点，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的整体的和谐。道家则强调的是阴阳和谐，万物皆阴阳，因而是整体的和谐。

古代哲学论文篇2

关键词：知行观；认识；实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对知行的来源、知行的可能性、主体的认识能力等问题进行考察，并明显地表现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从春秋战国时期到近现代不同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知行问题，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进路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又无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对知行关系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意义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了重行的知行统一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相通的，很多思想家深刻地探讨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既肯定行的作用，也肯定知对行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总结和继承发展。

在传统的儒家知行观中，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主要指道德知觉；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主要指道德实践。在现代知有认识、知识、良知等含义，行有实践、行动和践履的意思。知行的含义明显比传统含义有了扩展。中国古代知行观主要是从知、行二元平面角度进行的探索，其主要思想相应的表现出知、行的二元对立与二元分裂以及重知轻行重行轻知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这些主张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知行观的前进性又显示了他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既受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方式的局限又受所在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无法再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人们如何面对古代知行观，以何种方式去发掘其现代意义使之对当前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都很有价值，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一定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才是我们要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现代意义，可以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中国古代知行观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文本，它们的存在具有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现代学者从多角度多理路研究古代知行观，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认识论价值。有研究认为，孔子主张“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种看法包含了向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展和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孔子强调“学而知之”，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知与行并重的合理思想。有研究认为，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命题，宣称人有一种先天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他把取得知的途径归结为“反求诸己”，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不过，孟子“反求诸己”的思想，具有重视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合理的因素。有研究认为，[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主张“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神秘直觉方法，去体验“无形”、“无名”的“道”，以达到所谓与道“玄同”的境界。这是一条神秘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但却体现了直觉思辨等认识方式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有研究认为，庄子的知行观看到了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接触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但他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一面，否认认识对象质的规定性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陷入了怀疑论、不可知论。有研究认为，在知行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目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知才是可靠的，把“辨合”、“符验”作为知的真理性标准。荀况还比较正确地阐发了知行主体的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王阳明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体现了知行的统一与辩证，但是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说法运用于道德律令之外却犯了把主观意念活动称为行，抹煞了知行界限的错误。

这些研究既是对古代知行观的研究，又是现代人反思和推进知行观的行动。既是学术的继承又是思想的深化。既是学术研究的辩证，又是思想的辩证。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知行观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二)古代知行观是现代人对知行关系继承和扬弃的基础。

透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知行观具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知行二元分割、重知轻行、重行轻知、对知行认识不够彻底等局限。现代人在知行观问题上，一样会遭遇到与古人类似的知行关系。现代人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时候，发扬孔子“学而知之”、思学互补的精神，抛弃其“生而知之”在实践领域的唯心论。在科学发现过程中重视老子直觉思辨的认知方式，抛弃其“圣人不行而知”的神秘主义知行路径。在个人道德行为中重视王阳明j知行合一”观，抛弃其“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极端道德戒律。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善恶分明。在求证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倡王充“实知”、“知实”说的唯物论思想。主张齐国稷下学者提出的“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重视知行主体的修养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准确扬弃，也是为当代中国人对其它传统思想的扬弃做典范。如果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知行观，也就能够做到正确对待中国古代其它传统思想。先进的知行观就成了现代人思想行为的指南，也就能够帮助现代人摆脱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心理困境等现代性缺失。

在现代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知行观做出了全面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对人们的处理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现代实践的有机与合理结合。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实践论，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知行合一的基本原财是实事求是，知行的源泉在于走群众路线。面对困难内部矛盾的知行准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知行宗旨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古代知行观仍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指导性意义，古代知行观的某些思想精华仍然是今天的道德典范。工业化、现代化、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法制化以及信仰的普遍缺失、社会道德的堕落，是现代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社会道德的堕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在职的高官因为自己道德堕落而目无法纪，滥用职权、害民蚀国、生活腐败，所作所为为人不齿。有的人因为一己私欲，道德沦丧，干起了抢劫杀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等丑陋的事情。中国古代知行观，又特别是儒家的知行观更加注重道德践履。尽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轻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道德践履仍然是人们应该尽力去知与行的事情。当然，完全的复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曲解。不要把道德追去当作高悬人们头上的利剑，而是像康德说的那样，让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和谐的处于自身。用先进的知行观理性的对待道德践履。不主张儒家思想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过分要求。但是坚决主张“恶念发动时不要行”。这就需要以严格的知行律来要求自己了。

在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中，我们主张程颐所主张的“然知之亦自艰”，只有先“明道”，然后才能够“行”的知行观。首先知何为现代道德主张的，何为现代道德反对的。然后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去行。其次要像王阳明那样，反对“将知行分做两件事去做”，看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样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准确判断行的后果，从而起到事先告诫的作用，避免自身道德堕落以身试法。最后要时刻牢记王夫之“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明确知行的因果律，良知生善行，恶念有恶果，恶果终遭惩。在日常生活中力争求真知，致良知，行正义，行善事。

(四)古代知行观的认知方式、认识对象、行为模式是现代知行观的基础，现代人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的，不存在脱离古代知行观的现代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知行关系的认知方式主要是思辨、书本学习与社会实践。老子与庄子的知行观明显具有思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脱离现实的痕迹。“不出户”显然难以知天下，“不窥牖”，更难以“知天道”。在这方面，老庄的道家知行观显然没有[吕氏春秋·慎大览]所主张“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更具有客观性和实证性。儒家孔子的“生而知之”可能将知引向主观唯心和先验论的途径。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又给现代人提供了多个辩证的样本。墨家学派的墨翟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感觉经验是知的来源，提倡知的经验论。[墨经]明确提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认为知是人以“所以知”之“知材”与外物接触而发生的对外物的模写、反映。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然而，孔子又不是单纯的唯心主义知行观的代表，他又有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又为后代人指出了求知的合理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知行观或多或少带有形而上学特性。他们的知行观不能与现代的认识和实践等同，但有相近之处。他们也非常重视从实践得来的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对“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格物致知”。理学家常常把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与“格物致知”联系起来。尽管朱熹的学术思想存在各种内部矛盾，但是他的“知行”观较之程颐的论述有了更多的辨证色彩。他注意到了“知行”相互作用和践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讨论。在理学发展过程中，真正强调了“知行合一”的是王阳明。他直接反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自己的“良知”和“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观。明清之际的理学家王夫之批判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认为他们是朱、王二人是“异尚而同归”。他认为，“知行”的关系是“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知行”两者固然不可分，但有不能够等同起来，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体现出宋明理学“知行”观的演变，总的说来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知行观演变过程。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和认知能力，可以认知的对象都比古代人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强大性。中国古代知行观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进路显然是现代人研究知行观和社会实践的对象、参照和指南。在现代更加注重实证方式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维方式的认知进路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更加值得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仍然是现代知行观的理论基础。

(五)古代知行观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套知与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现代人在处理日常生活、工作等事物中，正确执行知行关系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一条重要原则被提出来。这一原则既是道德践履的基本原则，又是人生哲学的基本原则，还是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杰出人物倡导并且力行知行哲学。反对知而不行，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盲目蛮干，只行不知。强调真知致行，反对一知半解。重视知的内化与行的实践。现代人较之古代中国人无论是从工具、理性、对象、能力、知识、物质、休息等方面都较之古代人具有普遍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现代人知的范围、程度、内容、形式、方法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可以说现代人在知的方面绝对远远超越了古代人。同样，现代人在行的方式、手段、途径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但是，在行的方面却无法断言现代人就实现了对古代人的绝对超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如环境问题、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信仰缺失、丧失诚信、吸毒等社会毒瘤，这些都是知行的脱节和只知不行的具体表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因为这种设计社会生活的知不需要艰深的理论和高难度的探索，它具有明白无误的规范，其症结主要还在于行。中国古代知行观中有知难行易说与知易行难说，这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事件，在个人与群体身上显然是行难于知，知而不行的现实体现。[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行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说命中第十三]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些都是行难于知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人知而不行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范围，明显表现出违背知行关系。这就是现代人正在缺失一种优秀的传统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对与善、恶、荣、耻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行，最难的也是行而不在知。如果真正真知力行，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派和谐，民安国泰。

当然，在现代人面前仍然存在知难行易的情形。对于未知领域、未知理论、未知事物的探索最大的难在于知，而后才是行。北宋理学家程颐说“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因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提出，“知难行易”。他认为人类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

古代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音乐教育倍受社会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国内外，都对音乐教育这一专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而随着音乐教育哲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兴起，更是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意从文献梳理的角度对近二十年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成果和成果特点两个方面来进行简单的叙述。

一、 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专著类

目前为止，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专著较少，最早涉及音乐教育哲学的书目是管建华老师编著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第一章内容，这部分从多元音乐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文化哲学以及德国音乐教育学的后现代转向，指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事业的发展方向①。

马达、陈雅先合编[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本书为国内第一本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论著，书中收录了当今北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戴维・埃利奥特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以及国内该领域著名专家的多篇专论，对研究和学习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有重要的帮助②。

覃江梅著的[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对西方音乐审美哲学历史作了较详尽的梳理，特别是对北美音乐教育哲学作了细心的研究，其中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三个版本（1970，1989，2003）的对照以及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都有深入的解析③。

韩忠岭著的[音乐教育哲学导论]，本书阐述了国内外不同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并在音乐哲学视域和教育哲学视域基础上，分别探讨了音乐本体述求及教育本质述求，最后立足到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指导④。

除此之外，我国分别于2009年、2011年及2014年在广州和日照两地召开了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并将收集的相关论文进行整理，整合成论文集，这也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期刊论文类

1.现状描述

笔者通过互联网对“音乐教育哲学”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整理出13篇硕博论文，173篇期刊文章，共186篇。

由上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国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文章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之前的期刊文章较少，到2007年，文章数量明显增多，到2012年达到顶峰，有27篇之多，直至2014年，文章数量也是较为乐观的。而硕博论文相对与期刊文章就较弱一些，直到2008年才有一篇相关的论文出现，但在2010-2012这三年，硕博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之后又只有一篇相关的论文出现。

2.分类阐述

国内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厚，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笔者遂将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的相关期刊论文分为四类进行阐述，具体如下表：

类别数量（篇）比例（百分比）

理论类13774%

案例类2111%

综述类95%

书评类1910%

由上表可见，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理论研究的文章占很大比例，而综述类文章占少数。理论类文章中有关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文章有33篇，虽然少于其他音乐教育哲学类文章，但也占了较重的比例，并且当今学者更多的侧重于其他音乐教育哲学，这其中就包含了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等。

二、 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特点

（一）国内学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开始关注音乐教育哲学， 为音乐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由图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期刊文章还是硕博论文，都更多地关注音乐教育哲学这一领域，提交的文章也呈上升趋势，从起初1997年的一篇文章，到2014年的25篇文章，可见学者的重视程度。

（二）多侧重于理论研究，而缺乏与实践的结合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理论类的文章占有全部文章的74%，而案例类文章只占有11%的比例，覃江梅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一文，分析了两种范式的不同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的本质与价值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对音乐教育提出来不同的目标和任务⑤。

与实践结合的文章虽然也有，但只占有较少的比例，如柳椰的[由英国 萨里大学音乐研究生课程引发的思考]一文，以英国高校开设的有关音乐批判与建设课程为例，分析审美教育的批判实践已经渗透到各个课程和教学环节，从音乐会评论和唱片鉴赏两方面来分析⑥。

（三）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忽视我国本土文化

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于对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观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观的研究，而忽略了我国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只有零星几篇文章有提到，如灏的[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与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构建]一文，梳理了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核心及两大脉络的分、合嬗变过程，剖析了中国古代乐教思想中蕴涵的主要哲学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从而寻找切入点，以发展我国本土的音乐教育哲学。

（四）顺应多元文化潮流，提倡多元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提倡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提出以融合的立场来看待当今音乐教育哲学，如崔学荣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一文，结合当今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全面研究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哲学观，用综合的、辩证的思维分析各种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不同立场、不同的视角阐述其哲学主张的合理性、片面性与兼容性。

总之，国内学者们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关注，能更好的推动音乐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然而，却缺乏与实践的结合。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更关注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与实际教学的结合及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这样更能贴合我国实情，更加凸显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铺路。（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注解：

① 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马达，陈雅先，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③ 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审美与实践之维[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④ 韩忠岭，音乐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⑤ 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J].中国音乐，2008（1）：2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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