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精选3篇)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篇1

据记载，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师，在曹雪芹友人留下的诗篇中，有很多是称赞曹雪芹的画作。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有[题芹圃画石]一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芹圃是曹雪芹的字，从诗题中就可看出敦敏此诗是题于雪芹画作之上的，以画石来书写心中愤懑，更衬托出了作者的傲骨与不羁。曹雪芹另一好友张宜泉也在[伤芹溪居士]的小注里写道:“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便可看出曹雪芹在绘画造诣上的不凡。我们今日虽然无缘得见曹雪芹的画作，但是从[红楼梦]的文本里可以了解曹雪芹的绘画理论和情趣，并进而对明清以降的绘画流脉和创作理论有所认识。纵奇才。而张彦远的观念则重在后天的物质培养。应该说，这两者都是成为艺术家的重要途径，但侧重点的不同也分别说明了两人的审美意向。曹雪芹的这种观念与道家的“真”性情是分不开的，与传统的​绘画艺术精神也紧密相合，这在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第十七、十八回的游览大观园中，贾宝玉力排众议，以稻香村为契机，阐述了他对“自然”的认知———“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③，同理，只有师法自然、得自然之气，才是真正的“善画者”，这与道家的“化工”之论，主张浑然天成、反对人工造作的主旨是相吻合的。应该说，不单是对绘画艺术创作主体，甚至在整部书中，曹雪芹都在推崇有“真心”和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性。

二

曹雪芹在绘画领域的观念主要是通过薛宝钗之口娓娓道来。这也与宝钗博学多闻的才情有关，从宝钗嘴里道出这炫技般的绘画理论也不会让读者觉得突兀。第四十二回众人商讨惜春画大观园的时候，宝钗的论述极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宝钗的话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绘画中的写意。宝钗道:“……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画诀]中道:“读万卷书，行也影响了曹雪芹，这是文中极为典型的一例。

三

画论之余，薛宝钗又谈到了绘画的材料工具。受禅宗影响，传统的文人山水画也有南北二宗。一般而言，南宗提倡笔情墨趣，气韵天成，因此重墨不重色，用纸不用绢。北宗画宗师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以青绿山水为特色。很显然，大观园的创作更倾向北宗画法，因此，“又大又托墨”、“禁得皴染”的雪浪纸决然不适合[大观园图]了。实际上，薛宝钗很明智地选择以建造大观园的图纸为原型，依传统的描摹法复制成[大观园图]。以建筑图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增删剪裁，添补人物，再以工细楼台之法制成即可。不得不说，薛宝钗的建议大大减轻了惜春的负担，也颇值得今人借鉴。薛宝钗随即又提出了具体的制作方法:“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爖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⑦这是典型的工笔金碧山水的颜料和制法，惜春听罢犯难:“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⑧惜春说的四种颜色的确是写意画的传统用色，但用于[大观园图]这类工笔兼写意的作品则显不足。由此引出了薛宝钗罗列画具的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曹雪芹在书中真真假假，古董摆设都是亦假亦真，这里列出的这张单子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基本将工笔画的画具包含在内，甚至对用绢的矾制提出了要求。而且在忙里偷闲中，还穿插了黛玉的插科打诨:“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⑤这所谓的胸中“丘壑”自然是与创作者的阅历和知识素养相关的，宝钗此处用“丘壑”是指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整体的把握和认知。只有具备初步的领悟，才能方便下一步的构图创作。而所谓“看纸的地步远近……该露的要露”正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切要因素之一———写意，也是构图的关键所在。正如宝钗所言，倘若完全按照现实来画，未免拘谨，形似而无神，唯有按照胸中“丘壑”分主宾、增添得当方能得其精髓，于画上造出意境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论”中就有“经营位置”这一重要法则。在传统的文人画中，尤其是山水画，位置的远近经营极为重要。曹雪芹论画，并非一味写意，尤其是大观园有很多亭台楼阁，并非纯粹的山水画作，因此又提出了“界划”问题。宝钗的原话是:“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⑥按，“界划”即“界画”，亦即陶宗仪[辍耕录]里“画家十三科”中的第十科“界画楼台”。界画需要用尺引笔，虽然工于细致，但不免近乎“死笔”，易成匠气。但若以写意为之，又难免如宝钗所言，可见画亭台楼阁之难。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不但要求景物的写意，人物同样要气韵生动。这也是宝钗画论中的第三个要素———“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写意山水、飘渺楼阁，于大观园来讲是不够的，起码是不完整的，正如贾母所讲“成了房样子”，因此人物是必不可少的。总的说来，如果真要创作出一幅完整的[大观园图]，工笔界画，写意经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创作者要求是很严格的，无怪乎四姑娘犯难了。雍正时期，宫廷画家袁江、袁耀的青绿山水和楼阁界画正风一[红楼梦]里既有大段论画的篇章，如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论绘画、列画具，也有很多章回是名画、名家点缀其间，它们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由于曹雪芹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师，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的正邪两赋论颠覆了传统儒家的大善大恶理论，如果粗暴地以善恶划分人性，那必然不能细致地认识和了解人性的意义所在。鉴于此，贾雨村提出了秉正邪之余气诞生的一类人。他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大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所成就者。仅书画领域就有宋徽宗、米芾、顾恺之、倪瓒、唐伯虎等。当然，曹雪芹举出这几个优秀人物，除了要展示人性的复杂多样外，也表明了自己对优秀艺术家的理解———“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①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②两者其实都在肯定只有保持人格的独立才有可能成为“善画者”，但曹雪芹侧重灵性，以秉正邪二气之余而淡妆浓抹总相宜惹得众女儿开怀大笑，行文显得极其活泼。宝钗也笑着解释:“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一经了火是要炸的。”⑨宝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无怪乎众人赞叹了。联系上文宝钗的“兰言解疑癖”，宝钗和黛玉此刻的关系很是亲密，较之前些章回两人的紧张关系，本回也是宝钗黛玉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此处插入黛玉的一番戏谑，既使得行文不至乏味，也推动了故事情节，深化了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宝钗的博学和黛玉雅谑的一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出曹雪芹对传统绘画的熟悉，以及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盛行。

四

除了集中在第四十二回的绘画技法和材料的描述外，书中还有不少的画作穿插其间。然而，虽然创作者是实有的，大多数作品却是虚构的。第五回贾宝玉在秦可卿房内见到的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即是此种情况，有其人而无此作品。唐伯虎即唐寅，号称“江南第一才子”，以诗书画传世，擅长人物、仕女图。这里虚拟的[海棠春睡图]自然是为了渲染秦可卿屋内的奢靡，与贾宝玉在另一房中看到的劝人苦读的[燃藜图]恰成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海棠春睡图]旁边有一副秦太虚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按，对联要到明以后才盛行。秦观的这幅对联自然也是虚构的，秦观一字太虚，作者巧借他的名字来谐音“情太虚”，与屋内奢侈的摆设形成对比。也与本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的主旨相联系，行文处处有伏笔，无怪乎批评者赞叹文本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另外，探春房内有一副米襄阳的[烟雨图]，旁边是颜二鲁公的对联“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颜真卿的对联自然也是假，但颜真卿的书法向以筋力见长，对联的内容和颜氏书法的特点极其符合探春的个性。米襄阳即米芾，宋四家之一，米氏父子所创的“米氏云山”在绘画史上独树一帜。这幅画也不见传，应是杜撰。小说借用了米芾画作的特色，为三姑娘的居处平添了一份大气和儒雅。同样的以画写人在后四十回中也有体现，第八十九回写潇湘馆内挂的是仿李龙眠白描笔意的仕女画[斗寒图]。李龙眠即李公麟，号龙眠山人，北宋著名画家，以白描见长。这幅画以“斗寒”命名，联系黛玉的处境，其用意自然不言而喻。

苏轼称赞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能在诗中写出画的意境，不但令人赏心悦目，同样也提高了诗的审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整部[红楼梦]就是一幅深得传统三味的名画，既有写意的哲理思索，也有写实的日常生活，更有工笔细描的人物小传。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篇2

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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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文渊源上的承接，也同时指明了此作之于整个汉语写作在审美上的历史地标地位。倘若要以一个简要的比喻来描述[红楼梦]的这种经典意味的话，那就是这部小说同时具备了宋人[清明上河图]的熙熙攘攘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空灵境界。很难想象张择端在勾画尘世景观的同时，会陡生[富春山居图]那样的宁静致远。也很难假设黄公望积毕生修为向世人献上那幅[富春山居图]之际，会流连忘返于[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但这两种不可能却在[红楼梦]里被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一起，交汇出一派由灵、梦、情结构而成的苍茫浑朴的大千世界。

一位友人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阅读[红楼梦]。诚哉斯言。

这种幸运的一个潜在前提在于，汉语文学之于拼音语系的不可传译。这是一种文学的宿命。不管世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红楼梦]不可能被翻译成拼音文字而不丧失其原来的韵味，其困顿亦如莎士比亚戏剧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成汉语读物。

但是，假如能够换一个观察角度的话，又可以发现另一个潜在的幸运前提：这部不可被传阅的旷世之作，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几部文学经典，有着天然的对称性。那样的对称性既是人文的又是审美的。且不论这样的对称性是基于人性的同一性还是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奇妙的是，这部汉语文学经典与那几部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之间，竟然有着天然的对应，或者说同构。这里指的是，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莎剧其他经典人物。 [红楼梦]与[神曲]的叙事结构

叙事作品的阅读分两个层次，一者是读故事，亦即读作品写什么;一者是读叙事，亦即读作品的故事是怎么写成的。就叙事阅读而言，可以发现[红楼梦]与但丁的[神曲]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对称性。[红楼梦]的叙事结构是由灵、梦、情三个层面组成的。灵者，源自女娲补天的顽石;梦者，警幻仙姑与太虚幻境界;情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之间那段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情感纠葛。同样，[神曲]在叙事上也是三重结构方式：地狱、炼狱、天堂。地狱是漏斗状的，炼狱是金字塔状的，天堂是圆融而模糊的。

[红楼梦]里，灵的起源是神话，神话是混沌的无法细究的，这与但丁的天堂想象异曲同工：天堂是浑浑然的，无法描述的。将顽石携入红尘的是和尚道士，把但丁引入地狱的是一位早已作古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饶有意味的是，但丁在地狱的第一层里置放了古希腊诸多文化创造者，理由是他们属于未受洗的一群。第二层则是诸多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女主人公。按照但丁的宗教观念，爱情似乎是罪孽的。然而，当但丁被引领到天堂去的时候，那位导引者却是他挚爱的贝娅特丽丝。

从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这可真用得上雨果[悲惨世界]里德纳弟的一句台词：真自私。

但丁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了整个[神曲]的叙事对象上：不是选择当下的尘世，而是择取了历史故事或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当下的，一类是历史的，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叫作是现成在手的。当下的人间是鲜活的，而历史的现成在手的叙事对象，则是被语言文字所停格了的。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除了女神般的贝娅特丽丝，整个叙事仿佛耶和华的某种宣示一般。不管但丁如何伟大，倘若那样的伟大没有薄伽丘的[十日谈]作补充，那么总会让人产生疑问：地狱里的情形真的是那样的么？

据说，博尔赫斯将[神曲]读了七遍，对照着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倘若博尔赫斯也能将[红楼梦]读上七遍，我一定乐意如数阅读[神曲]，哪怕只能读中译，也奉陪。语言的屏障，任是谁也无法突破。博尔赫斯读不了汉语经典[红楼梦]，我也读不了原汁原味的[神曲]。且不说其他，仅维吉尔用拉丁语写成的诗歌就无法消受。而读不了维吉尔诗歌，又怎能明白但丁何以将他作为进入地狱的引领者呢？[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纯属虚构，而维吉尔却真有其人。但丁给汉语读者出了个难题，一如[红楼梦]可能会成为西方拼音文字世界的永恒谜语。

当然，不管怎么说，[神曲]毕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启明星。此作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共同标记着一个新的人文纪元的来临。 贾宝玉与杜西尼娅

[红楼梦]里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贾宝玉听了刘姥姥杜撰的一个村姑故事之后，难以释怀，一直惦记着那个村姑，以致被周围的姐妹们嘲笑痴心过度。俗话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恰好就是从假设起步的。倘若假设贾宝玉对村姑的思念，上升为一种幻觉从而将那个子虚乌有的村姑想象成了心目中的女神，那么该村姑就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而贾宝玉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唐・吉诃德]里的那位骑士主角。由此可见，文学叙事的编码其实并不复杂，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两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截然不同。相比于[红楼梦]重重叠叠的结构方式，[唐・吉诃德]却是平铺直叙得不行，恍如一个悠长的长镜头，一路跟拍到底。[红楼梦]犹如崇山峻岭，[唐・吉诃德]则好比一条大河，人物走到哪里，河水就流到哪里。不管河边的景观如何不同，河水的流动始终如一。[西游记]里的主角是师徒四个，假如不算那匹小白马的话。有趣的是，[唐・吉诃德]的主要人物也是四个，假如算上那匹叫作罗西南特的瘦马的话。老骑士、桑丘・潘扎、瘦马罗西南特，还有一位是，读者。阅读[唐・吉诃德]，其实就是跟着那位老骑士去旅游。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被西方学者誉为第一部现代小说。其原因除了在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以往骑士小说的俗套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其叙事对象选择了当下的人生，而不是既成的历史故事。当下的人生，在但丁的[神曲]里是被刻意淡化的，在[唐・吉诃德]里则是被全神贯注的。[唐・吉诃德]的当下性，不仅将骑士人物通过常人常识推到舞台中心，而且将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以喜剧的方式把雄浑的历史转换成朴实的当下人生。[伊里亚特]里的海伦是整部史诗的激发点，而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却是唐・吉诃德骑士的异想天开。

但必须指出的是，唐・吉诃德对杜西尼娅的忠诚不渝，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挚爱，完全同等。倘若将这两者互相置换，唐・吉诃德照样会为林黛玉赴汤蹈火，贾宝玉也同样会将杜西尼娅看作心中的太阳。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傻瓜男人。比起[神曲]里云遮雾障的但丁，他们的直截了当在于：除了心上人，什么都不认。相比[哈姆雷特]里的那位丹麦王子，他们只忠于爱情，不承担复仇之类的义务。但他们又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自杀，不是由于他们心智比较成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维特那么实在而迫切的占有欲，非要成为心上人的丈夫不可。所以[红楼梦]将这样的挚爱叫作。所谓，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思，而更是意指在情感上精神上的忠贞不二，更是意指毫无占有欲的全身心倾慕。

塞万提斯撰写[唐・吉诃德]的初衷，在于讽刺中世纪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这就好比后来的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起先是为了谴责出轨的女人。塞万提斯没有想到的是，唐・吉诃德到后来会演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以致这个人物的二十世纪现世版，亦即切・格瓦拉，成了风靡一时的超级偶像。这与其说是作为文学人物的唐・吉诃德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不如说是塞万提斯身后的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了。正如从骑士时代过来的人们，会对骑士有一种不耐烦。然而，当那个时代完全消逝之后，人们日益习惯了以机器，乃至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文明之后，突然发现，那个逝去的时代原来很美好。当屠格涅夫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作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例子时，唐・吉诃德已经不是喜剧人物，而是人类天性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某种隐喻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怀旧，应该理解文学人物通常具有不以读者也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审美魅力。当人们习惯于居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不会对森林有什么依恋，相反，会对森林产生不耐烦。然而，一旦人们丧失了居住在森林里的可能，从而只能蜗居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他们会怀念森林里的新鲜空气，怀念在森林里与大自然同在的诗意栖息。在贾宝玉与唐・吉诃德这两个傻瓜男人身上，就有着这种森林般的人性品质，有着这种森林般的存在诗意。当世人在没完没了的生存竞争之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冷酷的时候，突然看一眼这两个傻瓜，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可笑。而那两个被人以为是可笑的傻瓜男人，其实是多么的温情脉脉，多么的难能可贵;不说大智若愚，至少是冰清玉洁。就此而言，塞万提斯的结尾太过画蛇添足，竟然会让那位老骑士幡然醒悟，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荒唐的不可取的，从而告诫后人不要学他的榜样。看着这样的结尾，忍不住想提醒一声，理当忏悔的不是唐・吉诃德，而是丧失了唐・吉诃德的摩登时代。其情形一如在举目皆薛蟠的大地上，贾宝玉已成绝响。 薛宝钗与夏洛特

毋庸置疑，[红楼梦]的叙事聚焦在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纠葛;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贾宝玉最后选择了木石前盟的立场。然而，假设贾宝玉选择了薛宝钗，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故事当然没有写在[红楼梦]里，而是写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少年维特爱上的夏洛蒂，正是薛宝钗类型的女子。

倘若可以将女子分作浪漫型的、现实型的，或者说存在型的、生存型的话，那么林黛玉显然是浪漫型的、存在型的，薛宝钗是现实型的、生存型的。有趣的是，歌德笔下的夏洛蒂，刚好也是薛宝钗这种类型的少女。倘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么并非诗意在少女身上，而是诗意在那个不顾一切地爱上夏洛蒂的少年维特身上。

假设[红楼梦]里没有林黛玉的存在，贾宝玉只能爱上薛宝钗，那么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个问题曹雪芹显然没有考虑过，但歌德却为此下了极大的工夫，最后向世人推出了一幕悲剧。正如贾宝玉之于村姑、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一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维特之于夏洛蒂也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亦即是说，贾宝玉爱上夏洛蒂、维特爱上薛宝钗，结果都不可能是美满的，而是悲剧的。在坚如磐石的生存需要跟前，任何诗意的爱情必定是以卵击石。

然而，就薛宝钗和夏洛蒂而言，她们两个在各自的爱情当中都是无辜的，都没什么过错。薛宝钗之于贾宝玉的倾慕并非全然是承担家族利益的需求，也含有一个世事洞明女子之于一个懵懂男子的情有独钟。正如一个老于世故的男人会喜欢天真烂漫的少女一样，一个人情练达的女人可能会对一个傻里傻气的男子产生爱恋之心。因此，无论是薛宝钗喜欢贾宝玉，还是夏洛蒂对维特的含情脉脉，都不是虚假的造作的。

夏洛蒂爱上维特，与维特爱上夏洛蒂是同样的自然同样的情窦初开。这里的错位在于，夏洛蒂刚好是长女，而不是可以任性可以撒娇的幺女。那个长女位置，就像中国家庭里的长子一样，天然承担着家务生计的责任。试想，即便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复仇的义务和爱的权利之间也只能选择义务，世人又怎么能够要求夏洛蒂在爱的权利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只选择爱情而不承担责任呢？夏洛蒂选择承担责任的婚姻，可说是天经地义得无可非议。无论是设身处地还是从自身进退的角度考虑，爱上夏洛蒂的一方都只能认了。但少年维特不干。

少年维特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的青春期冲动，与其说是太过年轻太过浪漫，不如说是歌德在潜意识里的占有欲太强。维特自杀，表面上似乎是死于绝望，骨子里却是歌德不肯轻易放过他所得不到的爱慕对象所致。这就好比安娜・卡列尼娜以自杀惩罚渥伦斯基一样，歌德让维特以自杀的方式在情感上置夏洛蒂于死地。其间的区别在于，安娜是自己承担了自杀，而歌德却让维特做了替死鬼。

歌德对夏洛蒂的这股怨恨，在[浮士德]里通过浪子浮士德对甘泪卿的始乱终弃，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歌德在[浮士德]里一改[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种纯情模样，不再贾宝玉兮兮，而是彻底西门庆，并且还时不时地使出薛蟠之于香菱的手段，折腾痴心女子。由此可见，少年维特之爱，爱得相当欲望。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让维特以自杀惩罚自己占有不了的夏洛蒂，藉此泄愤。也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在[浮士德]里断然成就与魔鬼签约的浮士德。魔鬼梅菲斯特，说白了就是欲望的象征。

仅就诗意而言，歌德于曹雪芹不可望其项背。曹雪芹是走过了西门庆的贾宝玉，而歌德始终没有跨越过西门庆阶段。因此，维特的爱情里含有占有欲，浮士德的更为肆无忌惮。站在歌德面前的夏洛蒂，实在无辜。这跟面对木石前盟的薛宝钗还略有不同。薛宝钗喜欢上的是一个宁可放弃生存也不愿服从强加婚姻的方外之人，夏洛蒂喜欢上的却是一个有如渴望功名一样地梦想着拥有所爱的野心勃勃的少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维特倒在血泊中的结局，成全了歌德在文学上的丰硕功名。维特死了，歌德崛起了。可怜的夏洛蒂，与其说是一道爱情风景，不如说是歌德功成名就的一个道具。这可能是夏洛蒂与薛宝钗的关键区分所在。 多情公子与复仇王子

在所有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人物造型之中，与贾宝玉形象最为对称的，恐怕当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者是拒绝任何义务和担当的多情公子，一者是承担了义务和责任而放弃了爱情的复仇王子。多情公子为情而生，因情而去;复仇王子因为复仇而弃爱弃生，因为复仇而与仇敌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一者美在拒绝，一者美在担当。倘若说拒绝是由重而轻的飘然出世，那么担当则是由轻入重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说，生命因为拒绝而飞升，因为担当而下沉。飞升并非虚无飘渺，而是决绝;下沉并非坠落成泥，而是沉入海底复归于死亡的宁静。

这两个形象的对称性，可以在许多层面上展开。当他们作为儿子面对父辈的时候，贾宝玉是不折不扣的逆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无可救药的叛逆者。哈姆雷特刚好相反，因为父亲的遇害而成了父亲的忠诚儿子，从而认领了父亲留下的沉重遗嘱。父亲，在贾宝玉虽然方方正正地始终存在着却像是若有若无的一样，在哈姆雷特却虽死犹生一般地成为悬在命运头上的一把利剑。父爱落到贾宝玉头上，乃是因袭的传统和严厉的责任。父子的伦理道德，挤干了血缘上的温情脉脉，也拧干了人性的情愫。所谓的父命难违，不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伟大如何崇高，而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蛮横如何冷酷。然而，父嘱在哈姆雷特却像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息的命运召唤，仿佛阿喀琉斯听见了战马的嘶叫，连同出征的号角。尽管莎士比亚并非在重复荷马史诗的壮丽和崇高，而只是把那位丹麦王子扔进了一个两难的人生境地。

倘若说，[伊里亚特]所描述的那场战争是起因于特洛伊英雄不愿放弃爱情，那么[哈姆雷特]里的复仇王子所面临的，恰好相反，是必须放弃爱情的权利从而选择承担复仇的义务。面对他所挚爱的，并且也同样挚爱着他的奥菲利娅，王子要么选择相爱，放弃复仇;要么选择复仇，放弃爱情。经过一阵子长长的思考和犹豫之后，哈姆雷特作出了他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在于王子必须承担父亲交付的复仇使命，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者，不可能是缠绵于情爱的情种，只能成为一往无前的斗士。由此生发出这种选择的残酷性：因为复仇而斩断情丝，将爱情同时也将奥菲利娅置于死地。虽然这位王子骨子里并非是阿喀琉斯，但他不得不扮演类似于阿喀琉斯那样的角色。阿喀琉斯的幸运在于没有奥菲利娅，哈姆雷特的不幸在于他本来不是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却要假装一个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

从哈姆雷特的不幸可发现，贾宝玉其实很幸运。因为贾宝玉与阿喀琉斯天然无缘。站在贾宝玉身后的隐形导师，乃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类的高僧隐士。那样的人物，在先秦时代叫作庄周;那样的人生理念，被称作庄子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不是在于进击，而是在于不争或者说与世无争。这是贾宝玉形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贾宝玉不仅不会成为家族利益的竞争者，也不会成为争取爱情权利的角斗士。他可以接受生存利益的一无所有，也可以认领其爱情被浊世所摧毁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快乐王子还是作为悲天悯人的一幕幕人间惨剧目击者，贾宝玉都悉心体味悉心痛吟。他既不会思考为什么，也不会筹划怎么做。悲风来了，他认命;惨雾来了，他悲泣。这与其说是一位多情公子，不如说是一棵庄子所盛赞的无用之树。那曲悲痛欲绝的[芙蓉女儿诔]，与其说是长歌当哭，不如说是这棵无用之树听凭人间悲剧在树身上刻下的醒目年轮。

哈姆雷特截然相反。一旦受命于父嘱，快乐王子一下子长大了。其长大的标记，不是突然成为一名佐罗般的侠客或者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武士，而是在没完没了的思考之中，变成了一个沉湎于思想的哲学家。莎士比亚为此赠送给了这位王子一连串的犹如哲学演讲录般的台词，并且以“生存还是毁灭”的一段独白，最为著名。那些哲学意味十足的漂亮台词，使复仇者无意间获得了形而上的高度，仿佛人类天生就该承担复仇的义务，就该在复仇的迟疑之中寻找思想的灵感，就该把爱情连同爱人一起扔进死亡，如此等等。相比于多情公子的越来越绝望，复仇王子仿佛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最后，当王子向仇敌亮出利剑，当王子向仇敌刺出致命的一剑，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终于变成武器的批判。这既是该剧作为悲剧的最为悲剧时刻，也是该剧悲到极点之后呈现出的喜剧内涵。因为遭受了武器批判的，不仅是仇敌，也同样包括爱情和所爱。利剑之于仇敌是凌厉的，之于爱情是愚蠢的。情爱如水，利剑无断。事实上断送的乃是无辜的奥菲利娅。

莎士比亚的伟大，并非仅仅伟大在既能写喜剧，又能写悲剧;而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喜剧之中都蕴含有悲剧因素，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悲剧之中都隐藏着喜剧成分。正如在所有文艺复兴经典的文学人物当中，唯有哈姆雷特与贾宝玉最具对称性一样，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所有经典作家之中，唯有莎士比亚与曹雪芹并驾齐驱。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具有[红楼梦]的全部丰富性以及人文深度;也可以说，一部[红楼梦]相当于所有莎士比亚戏剧。二者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文化意蕴上，全都等量齐观。 刘姥姥与福斯塔夫外加布鲁姆

[红楼梦]里有一句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倘若要将这两句话落实到小说里的人物身上，也许有人会选贾雨村，但我却认定是刘姥姥。尽管将这两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之人，乃是那位老祖宗贾母。老祖宗形象的出神入化可谓集数千年太后之大成。而事实上，这个人物也确实预告了满清末年的绝代女人慈禧太后。有趣的是，这两个女人的垂帘听政模式，又被后来的男性统治者承继了去。尽管贾母以降的垂帘听政一代不如一代，但贾母形象的意味深长却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姥姥形象似乎是贾母的一个陪衬。然细品之下，贾母又何尝不是刘姥姥的某种烘托呢？表面上看，刘姥姥似乎因贾母的器重而可以随意出入那个钟鸣鼎食之家;事实上，刘姥姥在人情世故上的炉火纯青，即便面对贾母也不遑多让。按照中国式的尚水哲学，刘姥姥的位卑，刚好成全了她在贾母跟前低处的优越，从而将其八面玲珑的周旋本事，施展得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恢恢乎游刃有余。这样的俗世俗人经典，在西方文艺复兴叙事文学当中，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福斯塔夫堪与媲美。

现身莎剧[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斯塔夫，虽然只是个破落骑士，却十足一个人精，唐・吉诃德的倒置版，集地痞无赖、绅士侠客于一身，交游广阔，四通八达，上起王子下至强盗小偷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人不晓。倘若说，刘姥姥像一只狐狸，那么福斯塔夫则像一头老狼。这样的人物，在后来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命名的诸多小说里，变身为大盗伏脱冷;在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中转换成了犹太裔都柏林人，波弟・布鲁姆。当今耶鲁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评论文字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乃是，这位教授从波弟・布鲁姆身上发现了福斯塔夫形象的慧眼独具。

正如要把小说写得诗意盎然不太容易，要在叙事作品中写出福斯塔夫这样的世事洞明人物，也是非寻常功力所能抵达的。[唐・吉诃德]里的桑丘・潘扎，只是给那位傻瓜骑士提供了常人常识而已。雨果的小说颇有诗意，但就是缺了个伏脱冷式的人物。托尔斯泰煌煌三部巨制，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福斯塔夫形象，以致对莎士比亚嫉恨不已。就算远比托尔斯泰深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写出般的唐・吉诃德人物，写出疯子般的杀人犯，写出斧凿刀削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也无法切入福斯塔夫的世界。福斯塔夫形象在整个俄罗斯文学里是阙如的。其实契诃夫最有可能洞察到福斯塔夫，遗憾的是这位集小说家与戏剧家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骨子里少了一种玲珑剔透的野性。世俗成平庸是常见的，但世俗成人精却需要超凡出俗的生猛。在福斯塔夫面前，托尔斯泰太想做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太不肯入俗，不肯下海，在人海中淘宝。

由此可见，后世的文学大家之中，能够望莎翁项背的，也就巴尔扎克、乔伊斯。本来还可以算上普鲁斯特，假如他能把那位夏吕斯男爵写彻底的话。普鲁斯特敏感得像林黛玉，但写小说太任性了一点。相信他生活中是碰到过福斯塔夫式的人物的，那位夏吕斯男爵就很相像，但他并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地把人家写进小说里，既不深入，也不细究。

在莎士比亚舞台上，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更不用说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形象后人都是可以抵达的。唯有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后人难以仿制。这两个人物，可以被看作是叙事文学的两个标高。能够同时抵达这两个标高的叙事作品，据我所知，也就[红楼梦]而已。贾宝玉形象抵达了哈姆雷特的标高，刘姥姥形象抵达了福斯塔夫的标高。一者是出俗，一者是极俗。出俗固然妙不可言，但极俗也让人叹为观止。俗到深处有如深渊一般，深不见底。

福斯塔夫深不见底，刘姥姥也深不见底。叙事作品中一旦有了这样的人物，怎么写都能够写活。这样的人物身上既具有人情世故的丰富性，又具有文学叙事的灵动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要是少了福斯塔夫，顿时黯然失色。[亨利四世]假如没有那个有声有色的福斯塔夫，整个戏剧几乎难以成立。同样，一部[红楼梦]要不是刘姥姥，读者怎么能够读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战背后的世相和众生相？而[红楼梦]高于[西厢记][牡丹亭]之处，就在于将爱情悲剧置于[清明上河图]般的世相和众生相之间。[西厢记][牡丹亭]只有爱情，并没有世相和众生相。相反，[金瓶梅]倒是有世相和众生相的，但了无[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诗意。能够将这两者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一起的，唯[红楼梦]耳。

在西方叙事文学当中，能够融合诗意和世相众生相的，唯有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将世相众生相写了个十足十，但偏偏就像那[金瓶梅]一样，诗意不足。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手法极其高超，仅最后一章，波弟・布鲁姆太太的精彩内心独白，就足够一派毛茸茸的世相众生相了。然而，乔伊斯笔下那个最可能闪现诗意的斯蒂芬，实在写得苍白无力;一味地模仿哈姆雷特，却怎么也成不了像那个丹麦王子模样的文学形象，以致乔伊斯在最后那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得不忍痛割爱，将他断然抛弃。

文学与艺术一样，难得完美。米洛斯的维纳斯是断臂的，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丽奥特拉]是胡说八道的;[尤里西斯]那个苍白无力的斯蒂芬形象与栩栩如生的波弟・布鲁姆形象是很不对称的;而几近完美的[红楼梦]却是残缺的。但不管怎么说，贾宝玉、哈姆雷特、刘姥姥、福斯塔夫，却会永远为读者或者观众所津津乐道。

红楼梦艺术论文范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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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铭紫檀宝座的目鉴与考证

从非遗演出周看恭王府的文化空间建设 对恭王府福文化展览的一些思考 小故宫恭王府 游恭王府 闲说恭王府 萃锦多福恭王府 游恭王府花园等 谷牧主持腾退修复恭王府 恭王府 静含太古福满园 非遗之韵邂逅恭王府 恭王府现有导视系统浅析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 一座恭王府 半部清朝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恭王府:磕磕绊绊的开放 恭王府:磕磕绊绊的开放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高雪梅")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09年2月22几，游客在北京恭王府参观

北京的王府不少。根据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普查登记，当时北京尚有清代王府55处。可惜打开大门的很少。

幸运的是，有一座号称“世界最大四合院”的王府，一年四季都敞开大门，迎接游客前来参观。

它就是始建于1776年的恭王府，也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且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感叹：“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历经近30年的腾退修缮，2008年8月20日，恭王府终于揭开神秘面纱，对社会全面开放。

“这时距总理留下‘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已过去46年。国家将恭王府列入对社会开放计划已近30年，不计物价上涨因素，累计投资保守估算要6亿元以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原党委副书记吴杰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是当初启动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时，人们很难想象的时间和支出。

恭王府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王府？

为什么留下开放恭王府的遗愿？

为什么谷牧同志年近90岁高龄时还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

恭王府对公众开放，又历经了怎样的曲折？

吴杰向[t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恭王府的历史变迁，以及近30年的腾退开放往事。以下内容均为吴杰口述。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王府是我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对社会全面开放的王府古建筑群，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占地面积约61000多平方米，其中府邸32000多平方米，花园28000多平方米。 2006年11月，一名工人站在修缮基本完成的恭壬府多福轩正门前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这座著名王府是清王朝从康乾盛世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见证。在清代，这里先后经历了三位主人，分别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嘉庆年间庆王永U、咸丰年间恭亲王奕?。

1860年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颁旨恭亲王奕?负责与英法联军等外国列强进行谈判，恭王府成为奕?与英法联军谈判的重要场所。

清朝灭亡后，恭亲王孙子溥伟仍梦想复辟清王朝统治，为筹措经费及过上奢侈生活，他将恭亲王留下的古玩珍宝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又拿恭王府龙票为抵押向天主教会借了4万银元。复辟未成，但4万银元10年后利滚利已变成20多万银元，这位末代王孙无法偿还这笔债务。辅仁大学利用其与教会的特殊关系，以108根金条代他偿还了欠债，但恭王府的产权转移给了辅仁大学。

民国年间，这里与毗邻的涛贝勒府成为辅仁大学的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恭王府的府邸和花园被分割开来，府邸让中国音乐学院（简称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简称艺研院）等用了，花园则让公安部宿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幼儿园（简称幼儿园）、北京市冷风机厂（简称风机厂）、天主教爱国会等多家单位用了。

王府内还住进上百户居民，见缝插针盖了不少临时住房。“割据”的无序局面，导致恭王府安全隐患问题突出，文物保护工作受到极大威胁。

“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陈鸿舜、凯茨合著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中说：“有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分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恭王府，她就是著名的[红楼梦]。”

1962年，曹雪芹忌辰200周年的前一年，[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仅再次推动大观园遗址在何处的寻踪之旅，也掀起了关于“京城何处大观园”的讨论。

讨论越来越热烈之际，电影越剧[红楼梦]也风靡一时，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因分别饰演林黛玉和贾宝玉，红遍了大江南北。

喜欢看[红楼梦]的接见了王文娟、徐玉兰，并邀请她们到中南海家中共进午餐。餐间，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

那一次，陪同去恭王府的有红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在考察恭王府时说：“此园是不是大观园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否定，要让红学家们去争论。但是，要将这个园子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对社会开放。”

首次提出要将恭王府文物保护好，将来要对社会开放，拉开了恭王府文物保护和全面开放工作的序幕。

随后，郭沫若、陈书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先后到恭王府参观考察，他们对恭王府是不是大观园都非常感兴趣。郭沫若考察后还题诗一首：“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

“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谷牧同志在[谷牧回忆录]中，专门用一个名为“完成保护恭王府等几件交代的任务”的篇章，回忆了交办他对社会开放恭王府的遗愿，以及为完成遗愿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谷牧回忆：“贯穿20世纪80年代（我在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任上）延续到90年代（我任政协副主席及卸任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我为抢救恭王府，改建琉璃厂文化街和建设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倾注了不少精力。我曾经为解决恭王府问题，多次召集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开联席会议，一再讲上面提到的几件事是交给我的任务。当然，交代我的事情并不止这些，我之所以集中谈这三项，主要是都跟文化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过去对梁思成保护北京传统建筑的建议重视不够（有的领导甚至反对），造成了一些遗憾和教训，需要进行修正。”

1980年6月，全国政协文化组的王昆仑、单士元、朱家玫任员视察恭王府后，看到其危在旦夕，痛心疾首，随即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递交了[呼吁书]，呼吁保护恭王府，重建“大观园”。

[呼吁书]说：“这座如此珍贵的古建筑，二百多年来没有毁于封建王朝，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军阀混战，没有毁于日本黩武主义者，没有毁于外国传教士，也没有毁于反动派，如果毁于我们之手，那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先人，那简直是一种罪孽”。

[呼吁书]用词非常犀利，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由此拉开了恭王府腾退搬迁和全面开放的大幕。

1980年7月1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恭王府时指出：“越看越觉得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要再破坏了。”

根据谷牧同志的要求，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了恭王府搬迁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计委、文化部、公安部、北京市政府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谷牧同志关于落实“对社会开放恭王府”遗愿的指示。会议决定，加强对恭王府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占用单位必须保证恭王府文物不能再受到任何损坏。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腾退工作，可以采取先易后难，“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指导方针。

会后，各相关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对完成遗愿表示支持。

“搬迁问题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修复”

“革命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改革开放年代那么多的困难都度过来了，唯独完成遗愿开放恭王府这件事情，办得很艰辛。”对于恭王府搬迁腾退工作，谷牧曾经很感慨。

尽管各方面表态支持恭王府开放工作，但从占用恭王府的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一开始，单位利益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就难以协调，这使得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举步维艰。

为此，1981年9月29日，谷牧主持召开了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搬迁工作会议。会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根据会议确定的事项，分别同有关单位进行多次磋商。

国管局当年12月7日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中写道：“鉴于恭王府的单位和住户将陆续搬出，为做好腾出房屋的交接工作，特提出以下意见：1. 恭王府内腾出房屋，无论原产权属于哪个单位，均移交恭王府，建议由文化部负责接收和管理。今后恭王府的保护、管理、修复工作，亦由文化部负责安排。2.恭王府内的单位和住户，按隶属关系，由其所在单位及上级单位负责动员搬迁和妥善安置。搬迁后的遗留问题和房屋产权等问题，由其所属上级单位负责处理。”谷牧批示“同意”。

1982年2月13日下午，谷牧在中南海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的汇报时说：“恭王府是世界瞩目的我国古建筑，我们应该把它维护好。整个恭王府的修复、管理以及今后如何使用都交给你们文化部……如有不是，就唯你文化部是问。”

1982年2月28日，恭王府及花园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24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签发了向谷牧呈报的[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请求：请批拨23.5万元作为清理恭王府花园垃圾的经费。谷牧于4月14日将[请示报告]批转给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予以支持。姚依林同志4月15日即批转财政部：“同意支持，请财政部先拨23万元作为清理用，以后由文化部提出正式修复计划报计委批准。”

从[请示报告]可以看出，一是在当时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情况下，中央决定为对社会开放恭王府拨款，已属不易;二是恭王府23万元清理经费，在当时却需要两位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三是恭王府花园仅垃圾清理费就需23万元，可见当时恭王府文物保护状况和脏乱差的情况。

为了尽快完成的遗愿，尽早对社会开放恭王府，谷牧同志与有关领导进行沟通，得到姚依林等同志的支持，为落实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

1982年，为保证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腾退工作顺利进行，在谷牧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国管局牵头，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宗教局等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组成的“恭王府搬迁修复委员会”。修复委员会组建了恭王府修复工程专家组，专家组由古建专家单士元、朱家谩⒍畔芍蕖⒏盗兴、罗哲文、赵光华、李聚贤，和红学家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组成。

1982年4月，根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的要求，文化部总务司下属文化部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在专家组指导下，开始进行恭王府花园的修缮工程。

修建队进驻恭王府后，立即开始对恭王府情况进行初步调查，并形成了[关于恭王府工作调查报告]，用文字记录了80年代初恭王府的残破景象。同时，修建队开始对花园进行清理工作。

1983年11月8日，谷牧、胡启立等到恭王府视察，作出“在恭王府搬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仍要不停顿地进行修复，要作整体规划设计”的重要指示。

同年11月19日，在恭王府搬迁工作专题会议上，谷牧说：“当前主要应抓搬迁和确定修复方案。由北京市牵头，文化部参加。所有住在恭王府及花园的单位和居民一律搬出。第一步是花园单位和居民，由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负责，1984年底全部迁出。第二步是住在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由北京市、文化部负责作出搬迁方案，力争在三年内迁出。第三步中国艺术研究院也要搬出。”谷牧再次强调：“修复管理要继续工作下去，要将恭王府修复总体方案在年底搞出来，由国务院讨论后报中央批准，成为一个国家项目。”

为落实谷牧的指示，做好恭王府修复保护规划方案，12月6日，文化部在恭王府召开了为期一天的恭王府修复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朱家谩⒍畔戎蕖⒙拚芪摹⒌ナ吭、杨乃济、常学诗、傅连兴、孙晓翔和周汝昌等。

古建专家孙晓翔在发言中说：“历史文物表明人所走过的道路……要摆在这里叫人们去看。历史文物是怎么样的就怎样保护……我的意见：恭王府要按照王府修复。”

杨乃济说：“过去在建筑历史研究上，没有给王府应有的地位。恭王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修缮不能离题，确定修复方案要以文物保护法为前提。”

罗哲文说：“文物的价值在于保持原状，要有比较深入的调查，取得可靠的根据。如暂时找不到，就要保持现状。”

傅连兴说：“我同意把新房子全部拆掉，如果王府前保存两栋大楼（不拆掉），就谈不上恢复恭王府。”

红学家周汝昌说：“我们的修复是为了开放。但在修复中要切忌公园化，而要保持王府的特色。”

1984年6月20日，恭王府管理处依据[文物保护法]颁发了经谷牧同志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

同年3月，文化部财务司形成了[关于恭王府修复规划总体方案的请示报告]，呈报国务院。

8月29日，谷牧批示：“经国务院研究同意，我也同意，按此报告办。”自此，恭王府文物保护事业走上依法依规发展的道路。

在修建队的艰苦努力下，恭王府花园修复工程取得积极进展。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根据职能变化，恭王府修复管理处更名为文化部恭王府管理处。

在国家支持下，音乐学院新址建设进展顺利，艺研院新址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

2003年，恭王府面临着府邸修复和全面开放的重任，文化部决定并经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从此，占用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以及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步入正轨。

花园腾退搬迁之难

恭王府搬迁工作是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按照 “先易后难”“先花园再府邸”“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工作原则，艰难地从花园开始起步的。

幼儿园和天主教爱国会长期用的是恭王府花园西路，面积约占花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尽快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问题， 1982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晋修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新建5000平方米房屋，解决天主教爱国会三团体及开办神哲学院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会后，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决定拨款3000万元支持天主教搬迁腾退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天主教爱国会腾退搬迁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继续占用花园西路面积近5000平方米，房屋4071平方米。

1983年幼儿园搬出花园西路，可是交房时，由于接收手续不完备，幼儿园腾出的建筑一夜之间被当时在花园西路还留有部分办公室的天主教爱国会工作人员占用，没几天，修复管理处又将幼儿园交回的房屋收了回来。这里面的问题历史成因复杂，盘根错节。

当时谷牧副总理意识到，必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解决天主教爱国会搬迁腾退工作，这个问题时间拖得越久，解决起来越麻烦，难度还会不断增加，影响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

2001年3月18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陪同谷牧视察恭王府时，谷牧交办给他“三年开放恭王府”的任务，他向北京市委领导汇报后，由他出面与国家宗教局协商。2001年底，天主教爱国会主动交回了古建筑澄怀撷秀。

风机厂占用的是花园东北部大戏楼等古建筑。[谷牧回忆录]记载，1980年7月谷牧视察恭王府，“在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造成的破坏时，我说了一句硬话：不管（恭王府）将来开放不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国管局召开的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会议结束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直接领导督促。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84年空调机厂完成腾退搬迁工作，是占用恭王府花园单位腾退搬迁工作中唯一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北京市用自有资金完成搬迁工作的、搬迁最彻底的单位。

公安部宿舍是当时花园搬迁工作的难点，前后几经反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宿舍在花园古建区内的残败景象触目惊心，当时不仅古建筑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而且住户随便倾倒垃圾，成为北京市“脏乱差”典型。

1983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视察恭王府后，对宿舍存在的“脏乱差”问题提出严肃批评，并指示，“修复恭王府是中央定下来的事，占用单位不要存在幻想”。

宿舍占据着恭王府花园中部和东部的古建筑。解放初期，公安部起初借用恭王府花园是为了给苏联专家工作和休息，苏联专家撤走后，改为公安部宿舍。经当时恭王府修复管理处统计，涉及腾退搬迁的有40多户。

当时国家财政经费十分紧张，但在谷牧的领导督促下，经过六年不懈努力后，1986年初位于木樨地的搬迁用房终于落成，搬迁了原住花园的44户中的38户。但还是留下6户居民，使得花园东府墙无法恢复。直到20年后的2006年，搬迁才全部完成，东府墙才得以恢复。

就在公安部的居民从花园搬出时，艺研院却将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单位搬进了花园，使刚有起色的恭王府搬迁工作再次陷入被动局面。谷牧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对！不管什么原因，进去都是不对的。”

1986年5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并召开会议。他说：“修复恭王府是我过问的。1975年的指示，要修复恭王府。经过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恭王府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好的王府，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取材最主要的地方。”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商定：公安部在恭王府花园住户要在本年内全部迁出。艺研院的红楼梦研究所和文化艺术出版社使用的房屋也要全部腾出（实际上出版社1998年才搬出）。

会后，谷牧视察恭王府腾退搬迁和修复工程。他走到花园中心时，看到住在此处的一位老同志还没有搬迁，直接影响了花园修复开放。恭王府管理人员说动迁户资格很老，对动迁不理解，动迁工作遇到了困难。谷牧当即告诉那位老同志：开放恭王府是交给他的任务，是的遗愿，请老同志予以支持。老同志立即表示支持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没有多久就迁出了恭王府花园。

1988年8月，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为完成的遗愿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更艰难的府邸腾退搬迁

占用恭王府府邸的艺研院、音乐学院的搬迁工作直接决定着恭王府全面修复和尽快对社会全面开放的进度。府邸还居住着几十户居民，主要是艺研院和音乐学院的职工，另外还有强占办公用房当住宅的职工。 2003年7月18日，工人在恭王府多福轩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搬迁

1980年，文化部向中央呈报了艺研院、音乐学院新址建设方案。几届文化部领导也向中央承诺尽快完成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但是府邸搬迁工作依然进展缓慢，问题层出不穷。

1995年4月22日，时任恭王府管理处处长康明邀请谷牧再次来恭王府视察，当谷牧听到看到恭王府还只有花园对社会开放，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和居民腾退搬迁工作的承诺还停留在纸上时，非常震惊：“距上一次来9年了，我以为早就搬完了。”谷牧说，搬迁工作不理想，关键是没人逼。听完管理处负责人汇报“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后，谷牧说：“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完的那一天了。”

实际上，1995年恭王府府邸搬迁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音乐学院新址落成后，面积比原来扩大几倍，音乐学院于1989年搬出恭王府，但将音乐学院附中留了下来，成为新的搬迁单位。艺研院新址建设因施工质量、预算超支、拖欠施工款等原因，被迫停工多年。承建单位甚至威胁艺研院要收回土地。艺研院负责人请谷牧出面找到副市长张百发才使问题得以缓解。

占用恭王府府邸单位搬迁举步维艰，居住在府邸的居民搬迁更是难点，此项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很大。

占用恭王府府邸居民的第一次搬迁工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争吵中以失败告终。房子分出去了，却前搬后占。

1996年文化部再次拨付给府邸居民搬迁的50套房已经全部到位，要求1997年5月完成恭王府府邸居民动迁工作。可是搬迁工作进展缓慢，直至1997年10月，虽然搬迁房已经分出去了，但只有一户居民搬出，其他几十户居民分了房却没有搬，还在持观望态度。

对此，文化部主管部门多次下文催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领导吸取了第一次搬迁工作的教训，坚持原则，态度坚决，同时恭王府管理处也加强同搬迁单位的合作，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帮助，使一些企图浑水摸鱼的人无机可乘，这才有力保障了居民腾退搬迁工作平稳顺利地推进。

整整46年后，大功终告成

1998年8月恭王府花园开放十周年，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听取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情况汇报。恭王府管理处汇报时又将恭王府开放时间推迟到2000年。其实管理处领导明白，在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追加投资没有着落，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杳无音信的情况下，2000年全面开放恭王府只是梦想。但是为了安慰长期关心恭王府全面开放工作、支持文化工作的谷牧同志，只好如此。实际上谷牧心里也十分清楚。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我对这类保票和所谓乐观估计有点不太相信。”

199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恭王府，解决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的问题。

2000年，李岚清带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领导到恭王府府邸现场办公，听取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进展情况和筹建中国音乐博物馆工作汇报。国家发改委将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经费增加到1.16亿元。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建设工程在停工多年后，终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中国艺术研究院腾退搬迁已指日可待。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他十分关心中国艺术研究院、天主教爱国会、公安部6户居民、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和恭王府违章建筑拆除工作。谷牧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恭王府不开放，我无法向交代啊！恭王府不开放，我死不瞑目。”谷牧同志的这次视察，为日后北京市支持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迁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其他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恭王府全面开放。

2002年，北京市政府承诺完成留在府邸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工作，府邸居民搬迁工作基本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新址落成，恭王府全面开放指日可待，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艺研院搬迁工作再起波澜。艺研院搬走后，却将研究生部留下。 2006年11月23日，工人正在给恭王府多福轩的窗框上漆

李岚清2002年9月28日得知此情况后，当天即要文化部向中央汇报恭王府腾退情况和使用方向，并指示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三局局长高强召开有文化部、公安部、国管局、北京市政府等部委参加的会议，督办文化部限期2002年底完成恭王府腾退工作，尽快完成的遗愿，对社会全面开放恭王府。2002年底，文化部如期完成了恭王府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工作。

2003年11月3日，李岚清和谷牧再次到恭王府视察，当谷牧谈到是受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说：“谷牧同志受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2006年，北京市投资几亿元，占据恭王府府邸的最后一家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完成腾退搬迁工作。同时，公安部宿舍中最后的6户居民，也完成了搬迁。至此，历时近26年的腾退工作，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2008年8月20日，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大修后的恭王府对社会全面开放，成为唯一一座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

这时，距的遗愿已过去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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