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与管理论文范文(精选3篇)

农业技术与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 人才培养模式 农业

一、引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阶段，国家正在重点进行传统农业的改造，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时期，形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刻。而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

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的人才培养特色不鲜明

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是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下建立的，为服务三农为己任。当前我国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和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但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还不能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相匹配，如课程内容陈旧，课程结构体系未与农业现代化相调整。在各个大中院校中，人才培养目标趋同，农业经济管理缺乏学校特色和专业特色，毕业生的知识结构类似，技能特长与现代农业发展和需求相距较大。

（二）轻实践重理论

另一方面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中还存在着“轻实践、重理论”的教育理念，最明显的就是农业试验课程只是理论课程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实习基地少，实践教学难落实，如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等难以有效落实。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设置中毕业实习一般设置在最后一期，学生忙于择业求职，导致实习内容流于形式，实习论文缺乏实地调查，实习报告参差不齐，缺乏严谨、规范的实践教学和实习监督，造成学生难以掌握农业的专业技能和实际动手能力，无法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也不利于培养农业经管类专业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毕业生竞争力不强

在农业的大中院校培养出的农业经管类毕业生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学生自身缺乏爱农、兴农和强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加上学生家长对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力，更使得他们不愿意从事涉农领域。在学校方面，缺乏对学生进行引导正确的就业和从业观念，也使得农业经管类专业的就业率在各专业的排名靠后，就业率低下和毕业生整体素质不高反过来也影响了招生质量，形成了农业专业招生和毕业的恶性循环。

三、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重新定位培养目标

农业的大中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所处区域优势，并结合社会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期望，突出高校的自身农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如浙江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重点是培养熟悉食品国际商务流程、具有全球视野、食品企业运作管理的高级涉农商务人才。除了学校角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还要专业层面和专业内容两个方面的创新和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在农业专业层面上制定针对传统农业、新兴农业、农业应用和农业经济管理的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培养目标，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业专业内容上制定各类课程的培养目标，农业经济管理的课程体系、内容设计和培养方案都要适应农业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要求。在学校、专业、课程这三个层次的农业经管类人才的培养目标相辅相成，无论哪个层面，都能够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仅掌握社会、人文、农村经济、农业管理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能够运用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解决和发现农业问题，独到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方式去服务和建设“三农”，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农业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在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中，要从整体上对农业经理管理的专业课程进行改革优化。坚持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实用化、综合化、精简化、多样化，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完整。一是注重农业科技与生物技术、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注重多学科间的知识交叉，将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渗透到农业课程中；二是合理安排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农业公共课程的比例，在扩大学生农业专业的知识面的基础上，也要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交叉和脱节的情况；三是加强农业经管类的核心课程建设，不断凝练和更新农业课程内容，增设能够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精简教学内容，在核心课程上增加学分占比。

（三）完善教学方法

大学生最佳职业生涯规划的时间是第一学年，而不是像很多大中院校第二学年或者第三学年学生自行选择专业的方向，因此应尽早为学生创造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就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如农业经营与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农村经济产业化等农业经管类的专业方向，并整合专业课程体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一是根据学生自身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特点，适当增加案例、分组讨论，改变单一的教授方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中，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分组讨论中形成师生互动的氛围，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探索意识。二是，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并加强与农业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提高实习基地的质量，增加学生实践调研的机会，将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四）强化实践教学

对于农业经管类的学生而言，实践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理论应用实践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是创新开展“班村共建”模式的第二课堂，农业经管专业的学生与基层组织的村级对接，学生科担任村主任助理，为村委推广农业技术、扩展农村产品销售、筹建农村网站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实践，逐步使得学生爱农、并愿意扎根农村，培养强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也从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使得他们发挥一技之长，在农村事务中也注入了新鲜血液。二是可适时开展农业科技的学术竞赛，通过对农业专业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的效果，任课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报告、创业设计大赛、农业管理论文比赛、农业技术科研立项等活动，在实践和竞赛活动中强化农业理论知识和合作意识，发挥学生高效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郊翔宇，崔宁波，庞金波.农业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讨[M].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5）.

[2]聂洪臣，张季中，姜桂娟，李国政，高建新.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J].现代企业教育-学术・理论，2013.5（下）.

[3]李翠霞，黄凤，余志刚.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途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1（235）.

农业技术与管理论文篇2

>> “三农”新解 维稳大局与“三农”新解 金融创新支三农 创新农药 服务三农 围绕“三农”创新策划 开拓创新　服务“三农” 创新思路，服务“三农” 找准市场定位　创新服务“三农” 金融创新支持“三农”发展研究 “三农”报道的创新与实践 创新求变 讲好“三农”故事 金融创新与资本服务“三农” 打好“创新”牌 唱响“三农歌” 万州区农广校：立足三农实际创新培训模式 鸡西农商银行创新工程助推“三农”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创新 我国将深化“三农”投入机制创新 把握规律创新路构建服务“三农”新模式 “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思路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创新解“三农” 创新解“三农”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徐祥临")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解决三农系列难题，关键在理论、政策和体制创新。

中国到2020年是否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考验正是能否解决三农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共中央涉及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已连续发了十年，但三农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决定的，这一阶段必然导致城乡、工农的发展差距拉大，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但这并不是事实。日本和韩国同样经历过城市和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而它们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日韩能够做到，我国也应能够做到。 解决三农问题条件已具备

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概况中国的三农问题，那就是——农业方面，农产品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供需缺口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加突出；农村方面，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农民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至今农民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我国完全有条件解决好这些问题。

就农产品生产的条件来看，相对美、英、法、澳等主要发达国家，我国确实人多地少，但仍远超日韩等国，只要我国的农业土地生产率达到日韩水平，完全有能力做到自给有余。

我国能够播种两季的区域大约有11亿亩耕地，能够播种单季的区域大约有7亿亩耕地，如果将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建成高产稳产农田，就能够保证当我国人口达到15亿的峰值时，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低于900斤。此外，我国还有几十亿亩的草地、林地，可用生产畜产品、干果等各种食物，有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淡水水面和海水水面可用于生产水产品，目前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耕地要差得多，生产潜力更大。因此，中国农产品供需缺口日益加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资源没有利用好。

除数量之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在也很成问题。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蔬菜、水果、畜产品等领域，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品种。也就是说，我国农民完全能够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以山东等农产品出口基地的经验来看，农民生产出口农产品并不比生产内销农产品花费更多的成本，质量差距主要是技术和管理等软性因素造成的。

而农村发展滞后，主要体现在交通、通讯、能源、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事业方面。事实上，在农村搞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不存在土地资源限制，也几乎不需要为占用土地支付成本，而人力、材料、技术也基本能够在农村范围内筹措到，即使农村缺乏的技术与建筑材料，对于城市非农产业而言都不属于“高、精、尖”范围，可以充足供应。这就是说，农村获得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存在硬性资源约束。

最后，说到农民增收难，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实质性含义是提高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固然需要更多的货币收入，但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及相关服务。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我国实体经济完全有能力提供这些实体性财富，并不需要以降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综上所述，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并不存在客观条件限制。 难在理论、政策与体制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所谓三农问题，不过是存在各种“短缺”现象：数量足、质量好的农产品短缺；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短缺；农民货币收入短缺。而这些现象一直存在，是因为理论、政策和体制缺乏创新造成的。

首先，剥夺性的计划经济教条尚未彻底根除，市场经济教条又给三农套上了新的枷锁。

计划经济体制在筹措工业资金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关闭积累资本不可或缺的直接及间接融资市场，代之以剥夺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并没有清算剥夺三农利益的理论。仍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和学者支持通过强制性的利益剥夺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累资金，目前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直气壮地支持通过廉价甚至野蛮的方式去征收农民土地。

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对于解决三农问题而言也是有利有弊。

比如，因为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经常会出现“谷贱伤农”现象。因此，日韩及西方等国家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都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给农民提供了特殊保护。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形成了两个比较突出、会对解决三农问题带来不利因素的教条理论：其一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主张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否则会影响到资本积累；另一个则是“倒U型”理论，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必然要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这些年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理论奉为圭臬，已成为妨碍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教条。

其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改革成功之后直到十六大，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并没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利益。

在三农政策方面，1992年我国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但这不过是在农产品供不应求难题基本破解之后的应时之举，此后农民便常常陷入“卖难”的窘境。而在农业经营体制方面，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直处于“体制偏瘫”状态，即只有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统一经营职能至今没有发挥作用。而所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际是资本进入种植及养殖业的产前和产后阶段，大多数农户尤其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基本没有受益。而大量支农资金则被龙头企业获得，农民得到的很少。 破解三农难题靠创新

为解决上述一系列难题，关键在理论、政策和体制创新。

（一）理论创新：三农问题由包袱变成动力的关键是追加货币资本。很多地方官员并不是不懂得农业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只有剥夺农业才能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而把资金投到三农领域，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类似的糊涂观念由来已久，必须彻底扭转。

首先，把解决三农问题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观念早已陈旧过时。国民经济是个完整系统，农业农村农民位列其中，如同人体的各个器官，各有其特定功能。均衡发展才能让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我国今后解决三农问题，受益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成本也要由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负担。

其次，要科学认识发展农业必须的资金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资金从哪里来。日韩等国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靠的是什么？支撑日本农业发展政策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农村要发展，政府必须承担起“创新者”的职能，而其手段则是向农业农村“追加货币资本”。

日本政府向农业“追加货币资本”的做法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传统农业农村经济是“货币供应短缺经济系统”，政府如不采取措施，这种状态肯定无法自然解决，而货币供应处于紧缩状态，必然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得不到货币化评价，从而使得资源低效利用甚至大量外流，进而让农业农村变得凋弊。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两条有效途径：其一，停止剥夺，让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等价交换；其二，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向农业农村追加货币资本。只要不再受货币供应短缺的瓶颈制约，勤劳的中国农民会像日韩等国的农民一样，让农业农村在十几年内实现现代化。

（二）政策创新：让农业农村生产要素获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理论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它要通过政策创新才能发挥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追加货币资本，而这一理论变成政策有两个基本要点。

其一，要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基本的制度安排必须是市场经济，小农经济不行，计划经济更不行。只有市场经济，资本才能发挥作用，追加货币资本才能有效。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可以通过市场形成资金、物资、人员、土地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追求利益的过程，就是农业及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好市场秩序，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日韩等国的教科书中，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被称作提供“社会资本”，其着眼点还是发展。

其二，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彻底消除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市场经济的血液是资金，在单纯的市场竞争中，农业获得货币资金的能力天然不足。即使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日本、欧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货币资本，也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政策性金融以及农民合作金融等非市场性的渠道来解决。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策性金融对发展现代农业所能够起到的巨大作用。政策性金融的特点是贷款期限长（十几年甚至30年）、利息低（一般只有商业性金融利率的一半甚至完全由政府贴息）、额度足（农民需要融资的额度全部满足）。笔者对政策性金融的通俗化理解就是，政府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政策保持在宽松状态，或者说，实行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政策，要先把“通货”“膨胀”到农业农村经济系统中去。而这恰恰是我国多年来农村经济政策的短板。

事实上，我国成立农业发展银行的初衷，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向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性金融，但可惜至今其所发挥的作用仍极为有限。

不论是采取财政政策还是扶持政策性金融发展，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措施的时候，都应设定一个基本目标，那就是让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不必为资金发愁，而且要让他们手中的资金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落实到农民的切身感受上面，就是农民在农村种庄稼所获得的利益回报，不能低于他们到城镇栽花种草。

（三）体制创新：成立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系统，彻底克服分散经营弊端。多年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缺乏资金，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方面关注这个问题却解决不了，与农业经营体制关系极大。

资本是要循环周转的。货币并不是随便到了什么人的手里都能够顺利地完成资本的循环周转过程的，一旦货币不能通过这一过程，资本的生命就会终结。投入到农业中的货币资本，不论是来自于市场等价交换，还是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都必须保证资本循环周转过程的顺利完成。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长期解决不了资金短缺问题，实质就是因为由谁来掌控货币资本这一问题没有解决。目前的现状是，来自于市场的资金由小农户、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掌握，而来自政府的资金则由各级政府控制。来自于市场的资金循环周转风险很大，经常被剧烈的农产品价格波动打断，而基层政府运用上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则效率很低，中间环节截留现象严重，真正用于项目发展的只有一半左右。

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国的现状不同。虽然其农业基本经营核算单位也是农户或家庭农场，但从交换的角度看，不论是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还是农产品销售，出现在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基本上不是农户或家庭农场，而是由农户或家庭农场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投入的农业发展资金也是由农民合作社来掌握的。它们无一例外都在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经济。

这样的道理在我国的农业经济教科书早就讲明白了，但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时至今日，究竟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是谁、由谁向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仍然还没有统一认识。最近，官方给出的答案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建立“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多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服务体系，为此，支农补贴资金要向这些方面倾斜。

但这样的构想仍解决不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且仍会大量产生腐败。因为政府的支农资金在千差万别、数量众多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之间如何分配，是任何人都无法厘清的难题，这就给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而那些生产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小农户群体，仍将得不到或者得到很少政府的资金支持。

为了解决谁来种地和谁来为小农户提供服务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发展农民合作社的轨道上来，即不论专业大户，还是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

但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农民合作社？按照世界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社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大型专业合作社模式，这一模式由规模巨大的家庭农场为成员组建而成，为某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提供统一的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另一种则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社模式，这种模式大体上按照行政区划由区域内的小农户为成员组建而成，合作社为所有成员提供金融、保险、购销、技术指导、生产指导等全方位的综合性服务。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社模式属于上述第一种模式，2007年颁布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体现的就是欧美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精神。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运行得并不成功。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由于我国农户规模太小，一个合作社参加人数不可能太多（过多则无法组织，连一个社员大会都组织不起来），因此决定了合作社规模也很小，根本无法对抗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除此之外，大多数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也难以有效运作——大多数表面上运作比较好的合作社，其实是由私人控制的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五年有余，而这些弊端已经变得愈加明显起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改换成“农民合作社”，并提出要“修订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但将来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模式，现在答案依然并不清楚。

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农户的基本特征与日本大体相同，按照地区组建综合性农民合作社是比较合适的。

根据日韩等国的经验，农民综合性合作社是在政府支持下由上而下组建起来的。有学者之所以反对在中国培育综合性农民合作社，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像日本一样，政府对合作社的干预会过多过强。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看法。

如前所述，要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政府必须对其追加货币资本。而政府的资金当然是由上而下投放的。因此，要高效率地运用政府资金，既不能把资金直接分配给众多的细小农户，也不能由基层政府任意使用，只能交由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由其来落实政府的农业发展政策，成为政府的“抓手”。

而这些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能够获得政府财政与金融资金支持，也具有前提条件：它们必须为农户提供周到的全方位社会化服务，而且能够做到把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政策落到实处。为了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它们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做到一切经营管理信息公开，也就是通过内部民主管理，保证所有农户都能够从政府的支农政策中获益。

而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它们还能够为农民提供必需的资金、技术以及购销等服务。因为大的经营决策是由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在民主管理基础上统一决策的，所以，每个农户经营什么项目，需要多少生产资料和怎样的技术指导，产品将销售到哪里，是否需要贷款支持，合作社管理层都清清楚楚。所以，既不会发生农户贷款难，也不会发生买难卖难，更不会发生农业技术在“最后一公里”到不了田间地头的问题。因为这些服务项目都是内置于合作社组织机构内部的，而且都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农民也有权通过民主管理机制制约合作社工作人员。

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是成体系的，甚至对于农产品的过剩与短缺，也能够通过合作机制进行全国范围内平衡，也可以代表农民同政府及社会各种利益群体进行对话沟通，在资金、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方面，成为代表农民总体利益的垄断性经营机构。在这种全国性农民合作社体系运作下，农业农村的各种资源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农业技术与管理论文篇3

>> 地方布局2015 论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地方外贸的影响 地方外宣动态 提升地方外宣的文化含量 地方外宣如何寻找国际视角 地方外交兴起的动因分析 地方外宣电视片采编的误区 发挥地方外宣优势 共同对外说明中国 做好新形势下的地方外宣工作 地方外宣大步迈进的忠实记录 开发第三方外贸服务平台对区域发展的作用研究 浅析地方外事工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大都会人寿中国2015布局 2015布局基金轻松分享牛市盛宴 2015，是收官，也是布局 东方汇富 地方布局 地方布局移动新媒体 地方外宣工作面临的新机遇和应对策略 建立地方外宣工作效果评估体系的核心要素 浅析GPA对地方外经贸的影响与对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地方外贸布局2015 地方外贸布局2015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张曙霞")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 年外贸增速前10 位省份有8 个为西部省份，中部2 个，东部没有。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各省市区年初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东部省份如天津、福建、山东、广东均未完成其进出口预期增长目标，中西部省份除甘肃、新疆外，基本都超额完成目标，湖南、广西实际增速甚至达到预期目标的两倍。

从全国范围看，外贸正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期，除山东、甘肃、新疆外，各省市区对今年外贸增长的预期都远远低于往年。

“无论是沿海还是中西部，未来外贸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告诉记者。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跨境电商、推进贸易便利化和扩大服务业开放等措施成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方向。

“悲喜”两重天

东部沿海省份虽在进出口总额上仍然独占鳌头，但增速普遍低迷，陷入“悲喜”两重天境地，与中西部省份的高速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反差。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东部地区实现进出口总额3.66万亿美元，增长1.6%，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5%，较2013年下降1.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中部地区进出口3127亿美元，西部地区进出口3344亿美元，分别增长10%和20.5%，中西部地区合计对整体进出口增量贡献60.3%，贡献率首次超过东部。

从外贸进出口总额排名来看，2014年的格局与2013年并没有太大改变。排在前10位的除了重庆（第十位）是西部省份外，其他省份均属于东部地区。广东仍继续领跑全国，稳坐第一把交椅，比排名第二的江苏高出近九成。上海被北京赶超，由第三位跌到第四位。

“这对上海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希望所在，说明上海正在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张鸿表示，上海进出口总额降低原因在于当地正在向服务业转型，制造业这一贸易“大户”则逐步向中西部转移。据悉，2013年上海市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62%，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30%左右。

从增速看，排在前10位的省区分别是宁夏、重庆、陕西、贵州、广西、湖南、青海、内蒙古、湖北、云南，有8个省区均在西部，中部有湖南、湖北两个省区，东部则没有。宁夏、重庆、陕西、贵州四省区的增速均超过30%，遥遥领先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东部11省市，基本与过去外贸高增长的“光辉岁月”告别，除北京、河北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均呈现低位运行态势，广东、辽宁两地的外贸甚至还同比下降。

“中西部增速比较快，不是因为其竞争力提高，而是出口生产地从东部转移过来了。”马宇评述道，比如，富士康近年从沿海向内地省份如河南、四川等地转移，对迁入地外贸贡献就非常大。

制造业的转移也让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79.2亿美元，同比增长1.1%，占全国总额的81.9%;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108.6亿美元，同比增长7.5%;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107.8亿美元，同比增长1.6%。

东部地区由于现有贸易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在转型升级成功产生新动力之前，外贸难以获得突破性发展。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新常态”。

马宇强调，无论是沿海还是中西部，未来外贸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而不能寄望于产业转移。

聚焦“一带一路”

虽然目前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规划即将出台，各省份都已提前布局，主动融入这一大战略。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发现，除广东、吉林、海南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均提及“一带一路”。

北京、河南、辽宁等提出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天津、湖南服务“一带一路”，贵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等。这些省区市只是简单提及，并未作进一步说明，但“积极”“主动”是其共同态度。

相较之下，“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16个省市对各自定位及发展重点更为明确，并对今年的推进工作和目标作出了具体安排。比如，重庆的定位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节点”，福建则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云南更为明确地要立足于“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

“一带一路”旨在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因此，地方在布局时都注重与相邻国家和区域的互联互通，很多省区市的交通基建规划已经成型并且细化。比如，四川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全方位布局，以期“畅通东向出海通道”、“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运输通道和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形成通往西北和中亚的便捷通道”、“提升连接欧亚大陆桥的运输大通道”。

在产业转移的方向和方式上，甘肃、陕西、青海、四川等省也都有了计划和安排。比如，陕西提出，支持杨凌建立“一带一路”农业技术援外培训基地和在国外实施节水农业、良种繁育、生物工程项目，引导建材、食品、纺织、水泥、光伏企业到中亚国家释放产能。

另外，不少省份还表示将开展对外商务合作和人文交流工作。如甘肃要推动中欧货运班列常态化、青海要举办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圆桌会议、福建着力推进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并做好华侨特别是新生代华侨工作，等等。

虽然各省都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极大热情，但是，“由于涉及外交、政治问题，‘一带一路’不可能全面开张，国家必须打头阵，与沿线国家磨合沟通，循序渐进、各个击破，不要操之过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跨境电商成“新宠”

近年来，虽然我国进出口增速放缓，但跨境电商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4.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约5057亿美元，同比增长31.3%，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2%。2014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也超过了30%。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上，商务部副部长钟山指出，2015年外贸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着力培育外贸新商业模式，支持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发展。

“跨境电商作为下一步的外贸增长点，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告诉记者。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比各省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跨境电商的关注度骤升。去年，只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6省市提及“跨境电子商务”，而今年，东部所有省区（广东、海南尚未）、中部的黑龙江、山西、安徽和西部的四川、新疆都提出要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另外，湖南表示“建设好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河南将“推动郑州跨境电商服务试点成规模、提水平”，陕西则提出“支持西安申报跨境电子商务进口试点。”

据了解，为支持跨境电商这一新型业态发展，海关总署从2012年开始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开展试点，通过试点建立新型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监管模式。截至2014年底，上海、重庆、杭州、宁波等16个城市已经获批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目前尚在排队申报的城市还有很多。

“跨境电商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保障条件，如国际物流和仓储的配套、产品质量的保证、跨境支付的保障，等等。”宋泓表示，在国际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配套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浙江近日公布[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下称[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建设公共海外仓解决跨境电商面临的国际物流和仓储难题。[计划]指出，“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在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等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出口市场设立海外仓，搭建以海外仓为支点的目的国配送辐射网点。” 作为外贸稳增长的措施，贸易便利化被许多省市写进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贸易便利化

作为外贸稳增长的措施，贸易便利化被许多省市写进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马宇认为，“制度层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外贸水平提高的根本所在，而其中，贸易便利化更是关键节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发现，贸易便利化措施基本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关便利化改革。如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天津、辽宁、福建、广西）、深化关检合作“三个一”（辽宁、广西、重庆）、推进电子口岸建设（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等。

二是通过退税减轻企业负担。如安徽提出要“落实出口退税和启运港退税政策”、陕西表示将“用足用活出口退税政策。”

马宇认为，我国将退税政策作为刺激外贸增长的手段，税率时高时低，这并不合理。出口退税零税率不应只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是鼓励出口的常态化政策。

三是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提供融资、通关、退税等服务，如河北、福建。

另外，陕西、甘肃、河南均提出复制现有自贸区创新办法，并将自贸区申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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