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相伴论文网 2023-08-11 05:56
中美关系论文篇1
本次对话的主题是“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比较”。为了本次对话会顺利进行并取 得预期效果，双方还于2000年4月26至28日在北京举行过预备会议。“中美长期对话”得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出席了凯特林基金会举行的招待晚宴 ，并祝贺本次对话会取得圆满成功。凯特林基金会会长马修斯先生也对本次对话会给予肯定 评价，认为这种交流有助于中美双方更好地相互了解。
参加本次对话会的美方代表团成员有凯特林基金会总裁、前美国教育与卫生部长戴维 ・马修斯（DavidMathews），前美国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前 美国驻北约常任代表威廉・塔夫托(WilliamTaft)，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现凯特林基金会国 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HaroldSaunder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研究部 主任兰普顿（DavidLampton），以及[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专栏作家唐纳德・奥伯多 弗（DonaldOberdorfer,Jr.）等共12人。中方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共16人。
此次对话分五个专题进行：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对中 美关系的影响；对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如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WTO，以及人权问题；总结讨论会上的发现和成果；探讨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
马修斯首先对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的工作、该基金会就“美国人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看法”所 进行的调研方式及结论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凯特林基金会法律事务顾问陶美心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分别就中美双方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
从1999年10月至2000年10月，凯特林基金会曾以“中美关系论坛”（ChinaUSForum）为 题在 全美各地举行过21次由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的美国人参加的专题小组研讨会。马修斯认 为，用“复杂心理”(ambivoulance)一词概括当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最贴切不过。调查结 果显示，对美国公众来说，一提到中国，他们想到的是堕胎、人权、西藏等问题；但一提到 中国人，他们想到的是“勤奋”“好学”“节俭”“家庭和睦”，以及熊猫和赛珍珠的[大 地]。总体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很不够的。美国人关心的首先是美国国内问题，如 教育、经济、社会保障等，其次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问题。凯特林基金会的调查表明 ，普通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在凯特林基金会在美国所举行的论坛上，一 个贯彻始终、也是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
凯特林基金会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并没有对共产主义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引 起他们更大担忧的是中国的军事、核武器及其对别国的行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 在冷战时期对美国是一个威胁，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威胁已经消失了。因此，美国人对共 产主义不再敏感，而只重视对美国的具体的威胁。
从中国方面的调研来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曾于2000年3月至4月以“中国人看美国 课题组”的名义，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问卷调查，以及专题小组研讨等方式，对北京、 上海等地区不同职业、教育水平各异的人群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体说来，中国人对外 部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发展是较为关心的。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同样是一种复杂的“爱恨 ” 情结。中国民众大多肯定美国在国内经济、教育、科技、社会保障，以及文化多元上所取得 的成就。但谈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中国民众的印象大多则是负面的。他们认为，美 国在国际行为是非常“傲慢”和“霸道”的，它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的做法，以及对中国人 权状况的指责，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桑德斯在发言中就美国国际行为傲慢和霸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人权、台 湾等问题利益集团推动国会给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不擅于与其他国 家政府协商。但他认为，霸权并不是、也不应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建立国家间的 互信，是减少冲突，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会上，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牛军、周琪、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副教授王勇、朱文莉，还就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陈水扁上台以来 的中美台关系、中国民众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中国国内有关WTO的辩论，以及中国知识界对 美国的看法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周琪认为，人权问题源于中美两国历史、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解决两国 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对话、协调而不是争论和对抗是弥和双方差距的更好途径。牛军认为 ，陈水扁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造成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他 同时指出，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认识到这些共同点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王勇也认为，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有关入世问题的辩论，主要围绕中国采取何种经济 发展战略才是最成功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些战略中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这些内部争论 是中国放慢申请加入WTO速度的主要原因。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胡国成就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改革问题发言，他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 已经进行了10年，但许多深层的体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金灿荣就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了主题发言。
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与会双方关注的又一问题。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提交了题为“中国对 朝 鲜半岛问题的立场”的论文，他在文中阐明了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国在朝鲜 半岛的主要利益是维持那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保持与朝鲜北部的传统友谊，同时与朝鲜南 部发展全面的关系；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中国反对 旨在东北亚构筑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支持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等。讨论中，美方与 会者也对朝鲜半岛局势表示出极大关注。奥伯多弗认为正是由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北朝鲜的 核问题，东北亚的冷战还没有结束。麦克纳马拉认为，中美应当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广泛 的合作和对话，朝鲜半岛的安全关系到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和蓝普顿分别就中美关系的现状做了总结性的 发言。王缉思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逐渐趋于深入和理性化，在大多数中 国民众眼里，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与此同时，中国美国问题的学者对美国政治制 度、政党政治、决策过程、利益集团、多元文化等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自1989年 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也在加深。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利用台湾、西 藏、法轮功等问题，阻止中国的崛起。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日益成为 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中美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 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 基础知识 四关
高中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性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于是，历史教师们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引进了学生小组讨论、扮演角色、辩论演讲等众多手段，注重师生互动，但往往忽视了基础知识的落实。
众所周知，历史知识是学科能力的基础，没有牢固的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就只是空中楼阁。新课程尽管反对知识本位观，认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但同样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统一。新课程标准历史科考试大纲规定的考核目标之一是“调动和运用知识”，体现了对基础知识的考查。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尽管采用新材料、创设新情境，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其实直接对基础知识的考查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其他即使是能力性的试题也渗透了对基础知识的考查。从2008年新课程高考试题来看，落实历史基础知识要抓好“四关”：历史时间关、阶段特征关、历史概念关、历史线索关。
一、历史时间关
时间是历史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历史知识的基本要素之一。历史学科的特点是时序性比较强，落实时间关就是要学生牢固地掌握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时序性。在2008年新高考试题中，没有出现单纯考历史时间的题目，但强调时序的题目很多，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出现：
例1：以具体时间形式出现。（2008年宁夏文综卷第33题）1960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这主要是因为（）。
A.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弊病充分暴露
B.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C.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D.反“右倾”斗争深入开展
例2：以年代形式出现。（2008年山东文综卷第14题）如果撰写一篇关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论文，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论国际关系的多极化趋势
B.由亚洲到欧洲―冷战重心的转移
C.由紧张到缓和―中苏关系新走向
D.论欧盟崛起与美国霸主地位的动摇
例3：以阶段形式出现。（2008年江苏历史卷第4题）在唐诗和唐三彩中骆驼和胡人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符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①民族融合的加强②丝绸之路的畅通③文化政策的开放④古代商帮的推动
A.①②④B.②③④C.①②③D.①③④
例4：考查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22题）地名变更往往同当时的政治背景相关，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下列地名变更：（）。
①彼得格勒列宁格勒②沙皇村儿童村
③勃列日涅夫卡马河畔切尔内④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
A.②①④③B.②③④①C.①④②③D.①②③④
对于以上问题，只要我们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掌握牢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高中历史新教材是以模块为架构、以专题为基本单元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跳跃性大，对通史基础普遍薄弱的学生而言，往往会出现时序颠倒的情况。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以历史时间为出发点掌握历史知识：对重点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一定要掌握甚至记牢，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诞生、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对一些重大事件可掌握大概时间，如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于十九世纪中期、戊戌变法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对历史时期如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等应清楚其起止时间；所有历史事件都要知道它们发生的先后顺序。
二、阶段特征关
历史阶段特征通常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明显不同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特殊之处。落实阶段特征关就是把握历史阶段特征，宏观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办法之一。掌握了历史阶段特征，学生不仅可以正确理解知识和巩固知识，还可以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新课程高考对考生宏观把握知识能力的要求日渐提高，而这类问题是容易根据阶段特征进行分析解决的。2008年新高考试题中的一些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当时的时代特征。
例5：（2008年海南历史卷第15题）19世纪30年代，一位来华传教士撰文说：如果不透彻了解中国历史，要解决其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其他问题将是徒劳的；如果这个民族与世隔绝的“秘密”不被发掘出来，那么，“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就不能连根铲除”。上述言论适应了当时西方国家（）。
A.垄断贸易的要求B.商品输出的要求C.瓜分殖民地的要求D.资本输出的要求
例6：（2008年山东文综第13题）某西方大国曾采取以下措施处理经济问题：把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削减住房、医疗、失业等各种福利开支，减少税收，提高利率。这是为了（）。
A.促进工业革命后经济的发展B.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C.解决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难D.缓解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
以上两题，只要掌握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阶段特征，就可以得出正确答案。
高中新教材“模块－专题”的编排方式难以使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征。在教学过程中，要对中外历史重要阶段的时代特征进行总结，每个阶段注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归纳。东西方重要的历史阶段主要有：公元前8―前3世纪；16世纪前后；17―18世纪；19世纪中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50―70年代等。
三、历史概念关
历史概念是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概括体现和本质认识。落实概念关就是要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这是学好历史学科关键的一步。新课程高考注重对概念的考查，仅2008年广东历史卷明确考查的历史概念近二十个，占总分值的19%。新课程历史试题对历史概念的考查有直接考查和间接考查两种。
例7：（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15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A.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B.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唯一形式
C.实现了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D.取代了人民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
这道题属于直接考查历史概念，要求考生准确地掌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
例8：（2008年山东文综卷第12题）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铸成了反对神学桎梏的武器。以下最契合人文主义核心内涵的古希腊名言是（）。
A.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B.心灵美比形体美更珍贵
C.人的出类拔萃为城邦增加的荣耀可以超过神
D.健康和聪明是人生的两大幸福
这道题属于间接考查人文主义的概念。只要准确理解什么是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什么，答案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出。
新课程历史教材涉及很多的历史概念，平时教学要引导学生力求甚解、理解到位，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代议制等。对于同类或相似、相近的概念要进行对比、辨析，区分其异同，以免彼此混淆，从而提高学生对概念的准确把握。如必修三“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专题中的维新派、革命派、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及其思想主张，学生很容易混淆，在教学中应加以比较、区分。
四、历史线索关
落实历史线索关就是要引导学生理清历史线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要求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2008年新高考历史试题也要求考生有清晰的历史线索。
例9：（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27题）材料三：1958年美国人伊罗生出版的[浮光掠影――美国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六个阶段：①尊敬时期（18世纪），②轻视时期（1840―1905），③乐善好施时期（1905―1937），④赞赏时期（1937―1944），⑤清醒时期（1944―1949）⑥敌对时期（1949―）。
（3）简要分析材料三中的第④和第⑥两个阶段形成的政治背景。
此题要求考生对近代以来中美关系变化及其背景有明确的线索。
新课程教材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按照专题的形式编写，跨度大跳跃性强，容易给学生造成知识的混乱。因此要打破专题界限，将分布在不同模块不同单元的有关知识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整合，提炼成清晰的线索。这样可使学生避免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干扰，更容易掌握历史知识。例如儒家思想在教材中多处出现，教学过程中可把春秋、战国、西汉、宋明、明末清初、维新变法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内容进行整合，系统地分析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脉络。再如，“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一内容可引导学生总结“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十九世纪末初步发展”、“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萎缩”等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可使学生清晰地掌握民族工业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落实基础知识不仅是新课标历史学科的要求，而且是迎战新课程高考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遵循新课程的基础性原则，引导学生准确、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当然，强调基础知识的落实，并不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在熟练掌握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学科能力，达到新课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黄牧航.在两大历史课程观下的辉映下――2008年广东省高考历史试卷评析［J］.中学历史教学，2008，（7）.
中美关系论文篇3
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方面，国际体系由两极变成了单极，由此颠覆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带来了崭新的国际格局；1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全面嬗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面临全面审视、重新构筑其指导思想即外交哲学的巨大挑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又应当如何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于1990年代初中共104大前后初具雏形，经过10多年的辩论、反思、丰富、完善，到本世纪初106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4月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对现阶段中国外交哲学和国际战略做了纲领式的总结。根据中共104大以来各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1年多以来公开发表的相关政府文件、领导人讲话、官方媒体文章以及学界言论[1]，以「和谐世界为旗帜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对当前国际社会实然状况的判断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国际社会应然状况的理念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对话、合作，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和社会制度上多样、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说追求目标。最后，在中国外交的行动纲领方面，「和谐世界外交哲学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的人1眼就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等等都是1战后盛极1时的理想主义思潮的标志性关键词。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国联失败、2战爆发等严酷现实面前破灭，理想主义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战的结束曾经带给世界1线希望，国际社会期冀在没有大国对抗的形势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令相当1部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者们庆幸人类追求了近1个世纪而不可得的「集体安全原则终获实现。可是，随之而来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却让这1前景又1次成了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理想主义这次短暂的复燃，除了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发了建构主义的兴起外，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迹。
在西方动静不大的理想主义复燃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反响。中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具有为理想主义还魂成分的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西方国际关系理念。1时间，赞美、推崇全球化、1体化、地球村、相互依赖、全球治理、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超国家超主权跨国界行动网络、国际机制、互利共赢、观念共享、认同重构、安全共同体、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充斥国内的学术论坛和大众传媒，为中国外交哲学向理想主义偏转在观念和舆论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义复燃为甚么唯独在中国成了气？这当然离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其中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其1，到1980年代重新恢复为止，本来就未曾充分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已经中断了310年，刚起步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学界尚欠成熟，才会重新祭起在国际学界早有定论的理想主义亡灵，将其奉为至宝；其2，也是更重要的，中国当时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对过去几10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深恶痛绝的知识／政策精英很容易矫枉过正，才会敞开胸怀毫无保留地拥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中庸、「和为贵等理念1拍即合的理想主义立场。
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1定的成绩。中国从1980年代末的极度孤立中艰难走出，直到今天与世界各国普遍改善了关系，在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享有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国威胁论所引起的不必要忧虑。这些与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奉行忍让合作、亲善睦邻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肯定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问题所在。其1是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脱离了当前的国际现实，也违背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早已确立的1些基本规律，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其2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1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持国际正义而斗争，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声望受损；最后，中国外交宣传说辞（diplomaticrhetoric）对1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强调，使自己处于言行不1、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别国的猜疑。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支持、论证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和赞扬中国外交成就的著述车载斗量，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检讨之作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将不再为前者锦上添花，而将重点放在探讨新时期外交哲学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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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世界是继「和谐社会之后提出的。有人认为，这只是把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运用到国际社会的扩展。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上面。如所周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有本质的差别，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像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不存在垄断合法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权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强制力为后盾的可执行法律。尽管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种种粉饰，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从本质上说仍是1个丛林世界，其中各国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弱肉强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则，权力／实力（power）成为决定1切国家之命运的「国际政治通货，也因此成为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定义要素（摩根索[HansMorgenthau]语）。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或者说是以权力对利益进行分配。权力则是影响乃至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说是「让别人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见，政治关系中1方权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对方权力的削弱。权力的这种相对性质决定了1切政治博弈都是0和游戏，其中1方所得必为另1方所失；同时也决定了追求权力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在本质上必然冲突，不可能共赢，也不可能真正和谐。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利益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都是按照国家权力／实力分配的。只要权力／实力是决定1切的诉求手段，拥有不同权力／实力的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而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按1国1票的民主原则去裁决。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所说的「国家无论大小1律平等是指主权平等，并非政治权利平等。在政治权利特别是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上，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平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受的大国特权，尤其是1票否决的特权，就体现出国际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和非民主决策程序的认可。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权力政治的明确体现。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去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免过于空想。
在无政府状态下，当1个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胁时，说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国际社会因此被称为「自助体系（self-helpsystem）。在自助体系中，1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其它国家安全的自动削弱。这里的「自动削弱与实力增强国家的意图或动机无关。这样，1国如果坐视其它国家实力增长，就会危及本国安全；如果提升本国实力，同样会被别国视为安全隐患而做出相同反应，各国由此陷入竞相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去，这就是国际关中著名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不可能通过「建立互信而消弭，因为在无政府的结构制约下，缺乏强制保证的「诚信没有任何意义，背信弃义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国的「善意上不啻自取灭亡，也正因为如此，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而且1旦失误不再有第2次机会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国家敢依赖「互信而放弃加强军备，因为风险实在太高、赌注实在太大。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想靠「互信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利益必然冲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备，那么至少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吧？的确，以财富定义的经济利益与以权力定义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绝对价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对关系之中。从单纯经济学角度出发，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实现对各方都有益处的互利共赢游戏。然而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单纯经济性质的经济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还存在相对收益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相对较少的1方担心获益较多的1方的国力增长较快，造成本国在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这种对相对收益不平衡的担忧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1大障碍。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能够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合作就1定能实现。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企业并购，遭遇这些国家设置的种种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经济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赢并不等于1定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北方的富国强国往往利用自己的实力优势将损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强加于南方的穷国弱国，以此继续扩大国际贫富差别，又用扩大了的实力优势谋取更加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如此恶性循环，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陷愈深的发展困境。即使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赢得了发展的机会，那也往往是以国家主权、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劳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价换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合作只是有关各国利益交换的权宜之计，并不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同样的道理，被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者当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赖其实也是1柄双刃剑，紧密的经济联系可以让有关各方利益交织，休戚相关、得失与共，却也可以带来利害冲突甚至激烈争端。在相互依赖和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普遍存在两个误区：1是以为这是近2、310年来出现的1种新现象，2是认为它会导致世界和平。历史告诉我们，两者都是错觉。正如国关理论大师沃尔兹（KennethN.Waltz）指出，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1次大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1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1体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这些国际经济进程不加区分地作为政策目标去推动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国际体系属性的理解和对国际关系规范的应然设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实然判断上。通过理想主义的乐观视角产生的这些判断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多极世界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就是1例。10余年来，中国学界对世界的极数问题进行了冗长而不得要领的争论，却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由两极变为单极。这1判断的论据很简单：当今世界上没有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权国美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样1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出现。所谓「制衡就是能够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以实力为后盾影响甚至改变霸权国的决定。以此作为衡量国际政治极数的唯1标准是因为它反映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本质，是研究极数这个问题的本来意义所在。国际实力分布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有单极结构就注定有霸权秩序，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国内政学两界热衷谈论的多极世界和多极化纯属幻觉，而「1超多强的提法虽然可以说比较符合实际，却错失了事物的本质，有误导之弊。事实上，单极就是单极，除非有联盟制衡出现（而这在当前世界极少可能），否则「多强在「1超面前只能是无效数字，改变不了单极世界的本质特征。
对多极和多极化也存有两个认识误区，其1是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太平，其2是多极化可以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多极均势远不如单极或两极结构来得稳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多极结构下爆发的；而失去均势的多极世界中的动荡和混乱足可匹敌霸权秩序下的诸多弊病。另1方面，多极化作为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只能是次等大国实力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动的结果，除非与其它强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而这与中国外交的既定方针相悖。当前的霸权秩序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面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霸权，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费在谈论毫无现实意义的多极世界上。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又1误判形势的命题。这个命题如何违背了邓小平「两大问题论断的本意以及提出「时代主题这个范畴的列宁主义理论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推导出的国际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现实，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在此不再重复。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发表后出现的1些观点补充两点意见：第1，为该命题辩护的人士称，之所以称之为「时代主题是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诉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没有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和平与发展从来都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第2，如果从「主题的本意出发把「和平时解为和平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外交活动的中心议程的话，那么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应该同意，两次大战之间的210年才称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为1战的惨痛经验让世界各国，除了少数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标的首位，甚至1些主要大国为了维持和平不惜对侵略恶势力采取绥靖政策。与那个时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国家把和平当成国家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安全甚至1些次要的国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国出于其真实的或虚构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1种情况下不顾全世界的反对，肆无忌惮地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面对这样的霸权和霸权护持战争，奢谈「和平时代还有甚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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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国家战略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影响。在「和平发展主题论的方针指引下，在210世纪的最后210年中，中国国家战略突出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对同样也是邓提出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1位[6]的思想未给予足够重视，其直接结果之1便是在那210年里国防建设的严重滞后。1986年开始的「75期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1.73%，到「85期间降为1.29%，「95期间更降至1.19%[7]，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从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间，中国国防资本增长速度仅为日本的3分之1，印度的6分之1，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6%[9]。在1个充满战乱、动荡的世界中，如此单方面地减缓国防投入，对国家安全而言是10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决策层对此已有警觉，从2001年起中国国防开支开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来的国防建设欠账有望得到弥补。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开的106大已经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整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0]。
新时期外交哲学对和平与合作（以及对中国「和合文化）的强调，使得中国外交在1些本来应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问题上，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GeorgeW.Bush）执政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事实上敌视的立场。美国通过军售升级和战略承诺对台湾岛内分裂叛国势力的支持，对从达赖喇嘛到东突恐怖组织到法轮功等所有反中国势力的庇护纵容，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锁禁运，在中国周边精心构筑战略包围圈等等，已经构成对中国核心或重大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任何国家如果对美国做了这些事中任何1件，都会被美国视为战争行动而进行反击，但是中国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甚至还跟美国1起津津乐道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处于近310年来的「历史最好时期[11]，从而默许了美国的这些损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霸道行径。另1个例子是钓鱼岛。当日本出动军舰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小破渔船进行攻击时，中国的海军在哪里？中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誓言和
职责又在哪？有人会用中国国力不够为这种软弱辩护，却难以令人信服。毛泽东时代的国力远不如现在，却奉行了1条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维护了国家利益，也给中国赢得了世界包括对手的尊重。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毛泽东外交路线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进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1并抛弃。国际政治中1条颇具讽刺意味的规律是，怯懦忍让、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冲突，而敢于牺牲的无畏气概和充分的战争准备反而能遏制挑衅与战争。
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外交语言和对外宣传中。大量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领道义高地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自己言行不1的被动，招致别国对「高调背后动机的怀疑，甚至难脱「伪善干系。例如，据外电报导，两年前中国高官劝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说，对华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和平发展时代了，为甚么还要继续？欧方反问，既然已是和平发展时代，中国为甚么还如此急切想要购买武器？中方无言以对。又如，中国1面享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权，1面大谈「国无论大小1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试想有朝1日若有中小国家要求中国践行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中国又将何以对之？再如，中国1再对外声称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样的誓言毫无实际意义（约束力），因为凡是相信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都知道，霸权（政策、行为）只是超强国力的1种表现。不称霸是因为实力没到那1步，实力之水1到，霸权之渠就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不过霸权有良性恶性之分[12]，而称霸也有自觉不自觉之分（有的称之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国；有的称之为「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如前苏联）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永不称霸，就像到处给人开空头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其实是战略思想不够成熟和误读形势的结果，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或可靠的科学依据，却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成分，其结果就是根基不牢，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1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1极端即实用主义。正如有关方面对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韬光养晦和「决不当头策略的片面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这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交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给外人留下中国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极形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大量弃权的投票纪录。其实撇开道义原则不说，单从计算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1味退缩、躲避也绝非上策。「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固然能节省成本，但也会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不表态政策，不但平白浪费了否决权这1至关重要的大国权力，而且也放弃了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这1巨大政治资源。
理想主义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脱离现实、无法实现，便可能误事、误国，反倒成了危险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哲学，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激进主义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理想主义，都是在意识和意志的自由王国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远。然而，要在这世界民族之林的尘世间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中国的外交哲学恐怕还得向丛林世界的现实主义回归才行。
注释：
[1]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1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新闻网，2006年8月22日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社论，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新闻社，2006年4月2日；杨中旭：〈「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晓明、刘新宇：〈中国梦的国际表达〉，[环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术讨论会综述〉，[解放日报]，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顿（DavidEaston）语，见RobertE.GoodinandHans-DieterKlingemann,eds.,“PoliticalScience:TheDiscipline”,inANew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8,n.11.
[3]达尔（RobertA.Dahl）以韦伯为基础给出的定义，同上，页7。
[4]KennethN.Waltz,“GlobalizationandAmericanPower”,TheNationalInterest,no.59(Spring2000):48.
[5]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49。
[7]曾华国：〈中美日印军力比较〉，[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页66。
[8]〈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4）：致力与国家和区域裁军〉，中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
[9]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页20-30。
[10]转引自程瑛、贾葭：〈政治局探求富国强兵战略〉，[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页18。
[11]唐家璇：〈努力推进新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网（华盛顿）2005年7月27日电；〈我驻美大使周文重称合作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中国新闻网（纽约），2005年9月24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在美国经济委员会年会美－中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国外交部网站（/gate/big5//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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