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饮食文化人类学研究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从古至今的各类书籍中都不乏有关饮食的叙述，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饮食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到烹饪的原料、技巧；食物的菜名、菜系、器皿；饮食文化的历史、功能、宗教礼仪、应用与创新以及各区域的饮食文化特点和发展状况等。为了更加深入的用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饮食文化作研究，有必要对与人类学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从而提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一、我国的饮食文化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界定

目前，对饮食文化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饮食文化专注于饮食的精神方面，如毛丽蓉认为，所谓餐饮文化指的就是通过食物、烹饪以及餐具、就餐的形式等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习惯方式和被人们普遍接受、沿袭相传的各种习俗。广义的饮食文化则同时关注饮食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如在[中华膳海]中饮食文化表述为：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本文所说的是广义的饮食文化。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现状

当代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开始于“烹饪研究”，这种“研究”是以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菜谱的编写为前奏。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这种研究很快进入了总结传统烹调技术经验和“弘扬国粹”阶段。这种烹饪热和烹饪研究滞缓了中国传统烹饪的改造更新步伐，使饮食文化研究失去正确的方向。

深入地研究中国饮食文化是近20年的事情。中国饮食文化特别是饮食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著名学者徐吉军和姚伟钧合著的 [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一文中列举了20 世纪研究中国饮食史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达189 篇（本）。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丝毫不逊于其它分类学科。择要述之，概述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珍诺玉撰：[古代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往古的滋味：中国饮食的历史与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史]；专门研究茶酒类的专书有[中国茶文化]、[中华酒文化大观]等；分地域研究的有[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举署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谈]等；另外从饮食保健和饮食心理来研究的书籍也有很多，如[饮食心理学/中国饮食文化丛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等。

近三十年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内容虽丰富，但只停留在饮食文化的表层，没有深入挖掘饮食文化的结构、象征意义、族群边界等问题。然后，研究的领域不广，总体来看，偏向概括性叙述、史学等方面。如饮食文化概论就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只是全面的介绍，没有深入的分析。最后，中国饮食文化没有学科定位，没有形成一套研究饮食文化的理论方法，这就导致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参与进来，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使很有意义，也只能在他所属的那个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可以把各个学界研究饮食文化的重要人物笼络起来进行交流的组织机构。

二、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一）各个地区的人类学者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

虽然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专门对饮食文化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多，但很多人类学学者在在其专著或者所做的项目中，对饮食文化都有涉及。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学者对饮食文化的关注比大陆学者多。

1.香港

阵地在香港中文大学，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饮食，主要的代表学者有吴燕和、谭少薇、张展鸿等。吴燕和教授早在这个世纪初就对饮食人类学的两大理论流派进行了梳理。他还对亚洲和全球中华食品的变迁和社会文化关系开展了研究，注意到饮食文化和国家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谭少薇教授则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研究，认为港式饮茶具有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是香港人社会关系得以强化以及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介体。以饮茶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行为是都市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展鸿教授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做了细致的谱系梳理，他的研究以香港为田野点，关注全球化趋势下地方的传统食品生产，如通过对客家菜馆的变迁透视战后香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2.台湾

台湾的研究阵地主要是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本土比较关注东南海域早期的奢侈品、香料、稀有食材流动的研究。如包乐史的[赞美商品：论跨文化贸易当中的燕窝]，研究由燕窝生产而形成的贸易网络。蒋斌的[岩燕之涎与筵宴之鲜――砂劳越的燕窝生产与社会关系]，重点研究燕窝生产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建构。

3.大陆

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陈运飘教授以及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的肖坤冰老师都发表过饮食人类学的综述性文章，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做过较细致的梳理。

研究文学人类学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有关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在国外进修时，翻译了两篇论文，即[圣牛之迷――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和[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迷的新途径]，随后又翻译出版了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饮食与文化之迷]，让更多的学者了解了唯物派饮食文化的人类学观点，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萧家成研究员也较早进入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其所著的[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一书中，广泛吸取了历史学、心理学、文学以及微生物学、发酵学、酿造工艺学乃至医学等学科知识，围绕酒文化这一中心展开了论述，并提出了一种“社会文化模式 ”作为理解酒和人的行为关系的相互补充的方式。

此外，由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平均每两年举办的“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云集了国内外研究中华饮食文化的各界学者，其中著名的人类学者有：杰克・古迪、西敏司、华生、石毛直道、黄树民、李亦园、张光直、王明珂、杨圣敏、邓启耀、周大鸣、徐杰舜、徐新建等。讨论内容包括饮食的变迁与交流，饮食与族群、地位、权力的关系，食物禁忌与礼俗、饮食的文学与美学，饮食的伦理与宗教等方面。

4.海外

提到海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最先想到的应当是由华生主持的麦当劳快餐在东方城市的经营实践和社会文化意义的课题。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探讨作为社会空间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另外在其著作[礼物的流动]中有涉及馒头作为春节礼物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讨论。以食物为媒介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及人际关系网络。

海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食物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探讨。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安德森（ E.N.Anderson）的[中国食物]一书。全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介绍中国自古至今食物的变化；二是介绍饮食方法和不同地域间的差别。但作者并不为此所限，而是结合历史分析了中国为何不能现代化等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描述和分析了区域和地方的食系特点以及东、西方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过程。这就使本书超脱了平面的介绍，体现出了深层次的学术意义。

弗里德里克・西蒙（Frederick J. Simoons）所著的Food in China：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quiry以分类学方式叙述了各种食物在中国的利用；也阐述了烹饪的地域特点和传统中国的营养与健康知识。所论涉及食物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中国人对食物、健康与疾病的认知，与食物和进食有关的社会地位、食物与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关系等等。

芝加哥大学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教授的[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一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还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赞颂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在当代中国这些都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

（二）人类学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内容

1.饮食习俗

民俗学和人类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理论上可以说是相近的学科。在人类学发展历史上一直都重视对习俗的研究，因此对饮食习俗的研究也成为人类学者的沃土。由于中国饮食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现实的素材，所以人类学对饮食习俗的研究很容易出成果。如李静苇的[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食俗研究]一文，对我国饮食民俗研究做系统梳理，并通过对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回顾，总结出人类学理论方法对我国饮食文化研究的一些启示很有价值。

2.食物（饮食个案研究）

营养学、医学人类学等学科也会研究食物，但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食物的获得与调制、从生食到熟食的发展过程、菜系研究、仪式上的食物、食物禁忌。

在一些研究中国的专著中有关于中国食物的内容。由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主编并撰写导论的[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认为在文化中研究饮食，没有比中国更好的个案了。吉勒特（Maris .B. Gillette）在[北京与麦加之间]中有两个章节讨论中国城市穆斯林社区现代化与消费之间的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神堂记忆]（Temple of Memory）中“记忆的文化象征”一章，讲述了在大川神庙孔诞祭节日中食物是如何按照其荤素烹煮方式、摆放位置等进行象征性的等级化分，而这一整套的仪式象征（包括食物在内）则成为了人们构建自己生活的记忆资源。刘新[自我阴影]中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日常实践，该书的第四章深入讨论了一整套食物的意义体系是如何沉积到当地人的食物从生产、加工到食用的实践过程中，而这种意义的体系完全内化在人们行动的轨迹之上。

3.饮食文化变迁

饮食是不断变化与创新的，饮食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饮食文化变迁的研究通常都和传播、政治经济相联系。庄孔韶关于北京新疆街饮食文化和空间重构的调查研究很有代表性。此外，舒瑜通过对云南大理州云龙县诺邓的盐业的历史考察，尤其关注当地仪式中的马料、盐、米碗，试图在超越社会和文明视野下来看待物的生命历程，展现微盐背后的大意。肖坤冰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武夷山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研究，探讨物质流动背后新的本真性建构过程。

4.族群边界与文化身份认同

[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一文从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谭少薇教授在[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文中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研究，认为港式饮茶具有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而人类学者张展鸿，通过研究香港的客家餐馆来分析战后香港社会，研究香港的客家餐馆在族群认同和文化关系上的意义。

（三）人类学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视角及方法

1.整体性

泰勒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型的整体”，整体性贯穿于人类学研究整个过程，对于饮食的人类学研究同样不应忽视整体性，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而忽略实地考察，最终呈现出来的饮食文化将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必须联系到同一文化体系的其他方面，并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下来解释。具有整体性视角的文章[川西各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从川西少数民族与以川菜为代表的汉族饮食文化交流和变迁的角度，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研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变迁，进而探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并使之不断创新发展。其他相似的文章还有[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学研究]、[糌粑、米饭和菜]。

2.符号象征

主要是研究那些承载着文化意义和象征性的食物，并通过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去探讨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形式。瞿明安对此项研究很深入。在上个世纪末，先后发表了四篇有关饮食符号象征的文章。在这些论文里他试图通过运用中国民族文化的材料去说明饮食文化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并分析其符号意义和结构。

3.文化功能和结构

探讨饮食文化的功能和结构，有助于理解饮食文化的深层意蕴。这个视角的研究一般都是从饮食与阶级、阶层的关系着手。[浅谈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从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的基本内涵入手，对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探讨。[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性结构]一文从结构分析方法提出了“饮食层”这个观点，对研究饮食文化有借鉴意义。

4.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学派是近20年在研究饮食文化中新崛起的学派，国内的人类学学者也跟随着这一趋势，出现了一大批成果。首先，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类似的对食物、食材的全球性流动的研究著作。如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特纳[香料传奇]，汤姆・斯丹迪奇[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其次，也出现了一批研究食物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专著和论文。如黄国信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通过对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试图证明制度给人们的感觉是规范且边界清晰的，实际上传统时期的制度运作却灵活多变且界限模糊，制度通过种种利益关系引发的冲突、斗争和合作来实现。

关于研究方法，不必多论，完全可以借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区域调查研究法、定量研究方法、阶级（层）分析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文化残存分析法等。

三、总结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四、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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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四、存在问题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 water boils the shan 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把“馒头”译成：steamed bread; steamed 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 dumpling， ball

把“粥”译成：gruel， soft rice， porridge

Gong Bao Chicken;

Sauteed Chicken Cube with Peanuts;

Diced Chicken with Peanuts in Chili 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 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 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 white radish patty’和‘Taro 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 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 Jiaozi， 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 meat 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 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 Bao Diced 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 Po Beancurd 或Ma Po Tofu (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 Po Stewed Pork’。

4.意译法

Sliced chicken with seasonal 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 stweed fish水煮嫩鱼

Sliced fish with tomato 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 Slice Mutton with 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 Lamb Leg烤羊腿

Fried Eggs with 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 Assorted Sweets Beijing 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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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