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

资本论论文篇1

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构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分析模型，并得出研究结论，从而对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指导意义。经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经历对西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工作经历影响较小，研究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决定着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把握，同时可以减少医疗开支与成本。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择业的范围与机会，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可能选择到较高收入或较高地位的职业，同时其优势还体现在对于城市主流文化的理解与融合，对于新的环境与人际关系能够较快地熟悉、适应与相融。专业技能培训的经历主要决定的是对就业机会的赢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其突出优势。从农民工的就业领域来看，高技术、高要求的行业不多，大多仍然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业、运输业、加工制造等领域。由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所以工作的稳定性比较差，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现实了解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比较杂，由此使得自己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无法施展运用于新的工作，导致工作经历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并不突出。第二，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均对城市融入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就意味着有较强的人际关系和较广的交往范围，这可以大大缩短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时间，可以充分地获得求职信息。同时，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积极的社区政策，有利于扩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参加社区活动利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多方面的、逐步融入的过程。这样的城市融入受到包括教育、就业状况、居住状况、制度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大力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从政府、社会、社区和个人等多个层面统筹协调。

资本论论文篇2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破坏性极大，本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银行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的打击，美国的前五大投行中有三家濒临破产，另外两家也面临着转型困境，其他金融机构也是惨不忍睹，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也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中；第二，影响范围特别广，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边缘小国都难以幸免；第三，持续时间长，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已有7年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财政危机，以希腊为例，财政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向周边国家蔓延。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首先，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2010年，就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的前夕，美国经济突然二次探底，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其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存在以往传统的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和财政、债务等虚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创新产品领域爆发的；再次，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变化也不同，金融衍生品系统又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2]。

二、基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这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经济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监管不当、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甚至对危机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危机现实面前，这些经济学者却显得极为尴尬；而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对危机的严重程度评估得比较现实，看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完全能够抵御这场危机，但是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后，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随后也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一句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此验证了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证明[3]。事实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其想获得无限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泡沫膨大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发生破裂，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无论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其论述的观点只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表层原因，他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深层次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质并未改变，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来看，是由虚拟资本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引发的，政府监管不力、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质上，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起到的只是暂时缓解作用，治标不治本。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各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正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2009年，世界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在积极救市后，开始大量发行国债，致使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国债危机又开始震荡世界，美国的财政危机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从中也看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4]。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解读以及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启示是：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向新生产形式的过渡，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危机，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充分借鉴[资本论]的经济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

三、结论

综上所述，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透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些新变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基本矛盾，我们现阶段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资本论论文篇3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人围绕价值在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从人受时间、理性等推转来加以领悟。诸如，一方面，劳动的整个过程越来越细地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种分割、计算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观化。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层面形成了计算、时间的观念，价值的观念规训逻辑当然也是如此。它是在商品生活中价值概念在观念层面的投射，交换观念成为了人的劳动的原则，占有成为了目的本身。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资本逻辑、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人们生活的历史阶段，事物化的过程不断地形塑人们守规矩、按照规则办事等法治观念，用法治的方式将个人的各种欲望权利化，价值规范下的交换主体欲望与另外的交换主体欲望之间的关系被表述为权利与权利的关系，这正是法治的核心理念，这当然是合理之处与积极的价值。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论述的，价值规训的根本在于对物质生产劳动的扭曲，原本依靠物质生产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被扭曲了，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价值概念问题。就是说，价值规训的社会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使得物质生产本身促进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更大了，而不是唯一的终极形式，换句话说，在价值规训的社会中，可以培养出精于算计的个人主义者，却培育不出健全的、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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