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论文范文(精选3篇)

军事论文篇1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迄今为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毛泽东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毛泽东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毛泽东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毛泽东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毛泽东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p604)虽然毛泽东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p171)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毛泽东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毛泽东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毛泽东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毛泽东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毛泽东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毛泽东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19)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毛泽东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毛泽东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毛泽东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毛泽东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毛泽东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p363)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毛泽东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毛泽东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毛泽东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p182)毛泽东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18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毛泽东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毛泽东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p478)

第三，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毛泽东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毛泽东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p174)毛泽东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p496)其次，毛泽东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毛泽东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p491)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毛泽东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参考文献】

毛泽东军事文选[M].北京：军事科学院战士出版社，1981.

孙子兵法.[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军事论文篇2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毛泽东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江泽民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从文化分析的范围来看，要进一步拓展文化分析的空间，使之贯通在军事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这些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几乎全部集中在对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的思考上，比如战争与文化的关系、军事战略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而对战役、战术层面的问题则关注较少。文化是社会三大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它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样，也是军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平台。军事活动，大至战争行为，小至单兵对抗，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士官列兵，都离不开文化的制约与影响。文化与军事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分析方法不仅能够用来分析和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而且也应当用来观察和分析局部性的战役、战术问题。当今，军事活动中的文化因素日显突出，文化的作用日渐增强，这一特征也鲜明地反映在战役、战术活动中。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及指挥手段对战役的组织、实施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而先进飞机的驾驶、导弹的发射等战术、技术动作也包含着更高的文化含量。在这种情况下，在从专业视角、技术视角考察和分析战役、战术问题，加强文化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军事论文篇3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毛泽东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毛泽东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江泽民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从文化分析的范围来看，要进一步拓展文化分析的空间，使之贯通在军事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这些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几乎全部集中在对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的思考上，比如战争与文化的关系、军事战略与文化的关系等等，而对战役、战术层面的问题则关注较少。文化是社会三大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它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样，也是军事活动的一个基本平台。军事活动，大至战争行为，小至单兵对抗，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士官列兵，都离不开文化的制约与影响。文化与军事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分析方法不仅能够用来分析和研究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而且也应当用来观察和分析局部性的战役、战术问题。当今，军事活动中的文化因素日显突出，文化的作用日渐增强，这一特征也鲜明地反映在战役、战术活动中。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及指挥手段对战役的组织、实施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而先进飞机的驾驶、导弹的发射等战术、技术动作也包含着更高的文化含量。在这种情况下，在从专业视角、技术视角考察和分析战役、战术问题，加强文化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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